父母儿童期情感虐待对学步儿问题行为影响机制的比较

以163个家庭为被试进行追踪研究,比较父亲和母亲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对学步儿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的差异。在婴儿6个月（T1）时评估父母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与成人依恋表征;14个月时父母分别报告消极共同养育关系;24个月（T3）时父母报告学步儿内外化问题行为。结果发现：(1)母亲儿童期的情感虐待与学步儿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父亲儿童期的情感虐待与学步儿问题行为相关不显著。（2）母亲过度投入/未解决依恋表征与消极共同养育在母亲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学步儿外化问题行为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而在学步儿内化问题行为中的链式中介不成立。父亲过度投入/未解决的依恋表征与消极共同养育在儿童期情感虐待与学步儿问题行为中的链式中介不成立。     

青少年感恩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学校联结的中介作用

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学校联结量表、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和焦虑抑郁量表对121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青少年感恩与其问题行为的关系,以及学校联结的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三大成分在其中的系列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青少年感恩与其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化问题行为(以焦虑抑郁为指标)均显著负相关;(2)学校联结三大成分在感恩与其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之间均起着系列中介作用,即感恩对青少年学校归属感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增强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间接促进其发展,进而学校联结的三成分共同作用减少青少年的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     

问题解决中的元认知研究

问题解决中的元认知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新课题,它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开发人的智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了问题解决中的元认知独立存在的实验证据,它是一种独立的认知过程;并概述了问题解决中的元认知本质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元认知和言语活动的关系;最后着重介绍了有关元认知训练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康德哲学研究管窥

时至今日,历经两百余年的康德研究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已成为一门国际化的“显学”;在研究类型上也由于语文学、思想史、文本分析和论证重构等多重方法之间的相互结合而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对康德哲学的研究热情大有持续升温的趋势。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早就超越了特定的语言文化传统,具有国际化...     

家人未信主,怎么办?

正问:家人与我的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家中除了我,其他人都没有信主,有时会因为信仰问题而产生一些冲突,这使我感到不安。作为基督徒,我当然盼望家人能早日皈信,但我向他们传福音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我该怎么办?一位姊妹:张琪     

论柯尔施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的误读

柯尔施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的重大误读是关于哲学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凡是柯尔施看到哲学的现实性、批判性并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来恢复其革命性的地方,恰恰是马克思看到哲学的非现实性、非革命性、非批判性并进而拒绝将自己的学说限定在哲学之中的地方。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直接动因是为了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但他的做法恰恰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革命性。     

问题解决中策略的变化：一项微观发生研究

以30名小学三年级儿童为被试,以一种特殊的方程问题为材料,采用微观发生法,先后进行了5次测查,收集了解题后的口语报告资料,从策略变化的路线、速率、广度、来源以及变化模式的多样性等方面详细探讨了问题解决策略的变化过程。结果发现,在面临新的问题时,被试缺乏相应知识和专门的解题策略,这时以使用多种常规策略以及错误策略为主;此后,当被试建构起对问题的正确表征时,就以使用正确策略为主,甚至发现了非常有技巧性和领域专门性的快捷策略,这时策略的数量明显减少;在面临难度较大的迁移题目时,快捷策略的使用率又降低,而更多借助于常规策略。可见,策略的获得是一个由错误到正确、由多种尝试到选择其一、由一般到专门的演化过程,这主要是一个学生自主建构的过程,当然也受到正式和非正式教育提供的知识的影响。值得说明的是,快捷策略的获得受到问题呈现模式的影响。总是呈现相同题目的单一模式有助于快捷策略的发现,而在混合训练中,插入不同性质的题目会干扰快捷策略的发现;但是,当面临迁移问题时,单一训练相比于混合训练的优势会消失。此外,正确使用常规策略是发现快捷策略的前提。     

冲动-思考型儿童在拼图游戏中的问题解决及元认知差异

以小学六年级思考型和冲动型儿童各32名为被试,通过考查儿童在完成不同难度拼图任务时的表现,探讨不同认知风格儿童在问题解决中认知活动和元认知活动的差异。结果发现:(1)在线与离线元认知监控均表现出认知风格与任务难度的交互作用。在简单和中等任务中,思考型的儿童运用更多的在线元认知监控,进行计划和检查的时间更长。离线元认知监控的差异只表现在简单任务中,思考型比冲动型儿童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预测和评价;(2)在问题解决结果上,认知风格不同的儿童完成任务的时间没有显著差异;(3)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冲动型儿童解决问题的操作步数多于思考型儿童;冲动型儿童更多地使用主体参照策略,而思考型儿童更多使用线索推断策略。     

亲子沟通问题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从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济南市一所重点中学选取887名初一至高三学生为被试,采取匿名的方式让被试报告与父母之间存在的沟通问题,以及自己的社会适应情况,以此探讨亲子沟通问题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结果发现:(1)总体上,青少年报告的亲子沟通问题并不是很多.在9项亲子沟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问题是行为约束,排在最后一位的问题是缺乏信任.除高二和高三学生外,男女生,以及初一到高一学生的情况基本与总体相似;(2)男生报告的缺乏分享明显多于女生,而在9个方面的亲子沟通问题均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且随年级升高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在缺乏分享方面,初二学生的得分最高,而其余8个方面均为初三的学生得分最高;(3)所有亲子沟通问题均与青少年的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4)亲子沟通问题的不同方面可以预测不同方面的青少年社会适应,但对自尊和抑郁的预测作用超过对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     

论语言与思想的反思平衡

弗雷格和达米特从说者视角出发,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容器和交流的工具,因而思想是静态的。戴维森则从听者视角主张:思想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语言,乃是解释者赋予说者的命题态度内容,因而思想是动态的。据此我们进一步论证:思想是解释者在交流过程中与说者所共同建构的东西,而不是说者在说话之前的现成之物;思想不是解释者的意见,也不单是说者的意图,而是话语自身的意义;思想是说者与解释者在话语交流的互动过程中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说者的话语与解释者赋予说者的思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调整、相互促进的反思平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