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决策研究的新取向——基于经验的决策

基于经验的决策是指,在统计概率情境中,个体通过重复选择与反馈获得选项的收益分布信息后进行的决策.基于经验的决策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探索-利用范式和探索→利用范式.其暗含的决策人假设是朴素直觉统计学家.其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描述-经验的差异及其原因,以及基于经验的决策内部过程.未来的研究主要从描述-经验差异的原因、描述性决策范式下的结论的重新检验、基于经验的决策的解释模型及其应用研究等方面进行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的“评价”问题——从“塔克-伍德命题”谈起

“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评价”问题,即“马克思是否对资本主义作道德评价;是否有非道德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的地位与关系”。经典理论在资本主义道德评价上呈现出矛盾态度,这应从“唯物史观内部本质与非本质层次划分”角度解释。按此,道德评价的可能是在一个特定意义上被承认。但通过对经典理论中具体价值评价的性质甄别表明,其中的价值评价主要是历史评价,道德评价既不占数量上的主导,其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历史观的巩固。故总体意义上,“不作道德评价”是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解。这一评价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经典理论中“科学与道德”两种基本思维关系问题即两种思维是分开的,且科学思维是主视野。就此而言,以往反驳“塔克-伍德命题”的道德主义立场,其论证走向了另一极端,导致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的遮蔽。     

人-计算机界面可用性评价方法

人机界面的可用性评价是软件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将各种心理学方法运用到软件的人机界面的设计过程中,通过预测和考察在某一特定工作情境下的人机交互情况,发现界面设计中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改善界面设计,提高用户操作绩效与使用满意感。     

白细胞介素-6和胎盘生长因子对子痫前期影响的研究

为探讨影响子痫前期患者发病的因素,对照性检测了子痫前期患者羊水中白细胞介素-6和胎盘中胎盘生长因子的变化。结果显示：子痫前期患者白细胞介素-6和胎盘生长因子均明显下降,且二者下降水平呈高度正相关。故联合检测白细胞介素-6和胎盘生长因子将对评估子痫前期的病情及指导临床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文拟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夫妻间的沟通模式与其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澳门地区选取130对成年夫妻,采用Christensen等人修订的沟通模式调查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yadic Adjustment Scales,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以自陈问卷的方式报告其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发现:(1)夫妻间的沟通以建设性沟通为主,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较少;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总体上优于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2)夫妻双方在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感知上具有一致性,在沟通模式中的两个和婚姻质量中的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3)夫妻间建设性沟通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则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并不能显著地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养育是一种幸福的体验吗？养育倦怠述评

养育倦怠指的是由于父母角色和长期的养育压力而导致的一组负性症状,具体包括与父母角色相关的极度耗竭感、与子女的情感疏远和父母角色的低效能感。学者们采用风险-资源平衡模型来对养育倦怠进行解释,并围绕其测量、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问题：澄清养育倦怠的概念内涵,发展科学的测量与评价工具;重视养育倦怠与后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充分关注文化因素在养育倦怠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累并快乐着：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视角

服务型领导被以往大量研究证实能够对下属产生积极的影响效果。然而, 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如何影响领导者自己还知之甚少。基于此, 文章根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 探讨了服务型领导的收益与代价。采用经验抽样法, 对广州市76名企业单位中的主管进行为期5天的日记研究, 并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管每日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既可以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 从而改善工作-家庭关系, 又可能会引发资源损耗, 从而恶化了工作-家庭关系。主管感知的组织支持是服务型领导行为双刃剑效应的“门阀”, 当主管感知到高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会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 而当主管感知到低的组织支持时, 从事服务型领导行为可能更容易增加资源损耗。以上结果能拓宽我们对服务型领导影响效果的认识, 并为如何干预服务型领导行为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试述CO学派“医患合作”理念的先进性

中国骨伤学派即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是源于中西医而优于中西医的骨伤疗法,“医患合作”是其重要治疗原则.这一原则符合现代医学发展模式,明确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重视患者在临床治疗中的能动性,深刻阐明了医患合作的科学性,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     

地塞米松对LPS介导的巨噬细胞和DC激活的抑制作用

研究地塞米松对脂多糖(LPS)介导的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DC)激活的影响.分离小鼠骨髓巨噬细胞分3组,即对照组、LPS组和地塞米松加LPS组.用rm-GM-CSF和rm-IL-4诱导小鼠骨髓来源的DC,分3组,即对照组、LPS组和地塞米松加LPS组.用ELISA法检测培养上清中的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IL-12含量,用流式细胞仪检测CD40、CD86的表达.巨噬细胞LPS组TNF-α和DCLPS组TNF-α、IL-12、CD40、CD88表达增加,地塞米松可以显著降低上述表达水平.地塞米松对LPS激活巨噬细胞和DC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因此对LPS引起的炎症反应有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