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的动态平衡论与和谐心理构建——兼谈灾后心理辅导

人的心理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在运动、变化、发展中遵循从相对平衡到相对不平衡，再从相对不平衡走向新相对平衡的规律。人心理问题的实质是由于内部或外部某些因素的运动变化，致使心理系统的相对平衡状态遭到破坏，在个体内部及个体与环境之间出现的暂时相对不协调状况，属于从一种心理平衡状态向另一种心理平衡状态的过渡阶段。结合灾后心理辅导，根据动态平衡论提出了心理系统的边界调控、要素调控、途径调控和环境调控，通过个体自身的努力以及这些调控措施，让个体心理顺利地恢复到可以自我调节的动态平衡状态，或者从低级的动态平衡状态顺利地过渡到更能适应环境的高一级的动态平衡状态。     

预期反差的社会效应与管理

预期反差是主体对未来发展的预期与未来发展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差距.经济发展由高速到平缓的变化,会导致公众的预期由正向反差向负向反差转变.预期反差的这种转变会影响公众的情绪、评价和行动.中国正在面临公众的预期反差从正向到负向的转变.应对预斯反差转变所带来的冲击,需要合理进行预期管理.     

逻辑基础问题(中)

运用本文第一部分新建立起来的方法论,我在本文第二部分为逻辑构造了一个基础。我的出发点是逻辑在人类知识中所执行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逻辑必须满足强大的正确性要求,由此,它必须既建基于人类心灵之中也建基于世界之中。但是逻辑又不能建基于世界的任何事物之中;它必须建基于世界的某一方面,这个方面强大到足以支撑关于逻辑后承(逻辑地从什么得出什么)的断言。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把逻辑建基于一种特别强的法则类型即"形式"法则之中。我证明,由于这些法则的特别强大的"不变性"程度这个特征,它们足够强大到为逻辑提供基础,然后我解释了逻辑是如何建基于这样的法则之中的。这个基础包含着形式性的一个标准以及基于这个标准而为逻辑常项提出的一个标准——逻辑常项是逻辑真和逻辑后承的"引擎"。     

“90后”宗教工作干部周晨冉 从爱岗敬业的“小能手”到扎根前线的“多面手”

庚子鼠年,荆楚大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地处湖北省东部的黄冈市一度成为除武汉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全市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黄冈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快速行动,举全市之力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看不见敌人的战争,医护人员冲锋在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志愿团队爱心支援,在黄冈大地上演绎出一曲曲气壮山河、感人肺腑的抗疫之歌。     

前额叶皮质切除术的实践与教训

前额叶皮质切除术是一种神经外科手术,其方法是切除与前额叶皮质有联系的组织.它一度成为神经外科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主流程序.其后人们普遍认识到它频繁而严重的负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从而严格禁止这一手术.这一惨痛的教训使得神经伦理学的兴起成为必要.     

生活中需要对手

老妈退休后，突然间迷上了旅游。 也许是老妈搞了一辈子地质工作，对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十分眷恋，刚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她便通过看书、上网等多种渠道，绘制出了一幅《“黄昏”出游图》。     

从唯物论到超越论——16至18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亚氏形质论的基础上对“太极”认识的变化

耶稣会传教士于16世纪来到中国时，认为中国的不同知识流派都是一元论和唯物论，因此致力于引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和个体化概念，人类灵魂的哲学和神学概念可以基于此得到发展。我们将考察与物质概念有关的四个讨论。首先，利玛窦批评理学只认识到质料因和形式因，忽视动力因和目的因，这导致利玛窦将太极、理和气等关键概念视为唯物主义而加以拒斥。利玛窦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著作(尤其是《柯因布拉评论》)得到更为系统的翻译，我们将分析《论天》的中文译本及其关于原初质料的讨论。在关于天体质料和月下质料是否属于同一种类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来华耶稣会对著作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以适应理学思想。第三，龙华民在其报告中试图表明，儒家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本人所拒绝的前苏格拉底的物质一元论。最后，卫方济在其《中国哲学》(1711)中试图超越西方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转向关于中国哲学的更为中和的解释。     

长大后疯玩，是因为小时候没玩够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玩得如此投入尽兴。近日，被评为“最牛愤青教授”的浙江大学教授郑强在一次演讲时说到，中国学生上大学后沉溺网络，盲目恋爱，是因为小时候没机会玩造成的。这番热辣言论自然引起无数争论。中国孩子的童年真的如此压抑？     

低疟区疟疾导致胸外科术后高热的诊治体会

探讨疟疾导致术后高热的诊治方法,回顾性研究15例疟疾导致术后高热患者的诊治经过,其中1例确诊患者给予氯喹治疗后痊愈,14例疑似患者经氯喹试验性治疗后痊愈,9例患者随访1年均无复发.因此,对曾有输血史或疟疾史的术后高热患者,排除感染或变态反应后,可给予氟喹试验性治疗,无需等待确切的病原学结论.     

"日本哲学"的可能性

本文通过对近年在德国出版的有关“日本哲学”的三部专著进行深度评介，思考了如下问题：即使在引入西欧哲学之后的日本近代时期，我们有可能谈论日本的哲学，那么在这之前是否存在谈论“日本哲学”的可能性呢？上述三部专著从什么观点出发使日本思想被当作“哲学”来把握成为可能呢？对于这个方法论性质的问题，本文从对佛教思想的理解方法这一角度，作了尝试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