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乌兹别克斯坦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全球宗教风险理论的分析视角

乌兹别克斯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本文依托全球宗教风险理论,将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风险划分为内部性风险、外延性风险、输入性风险、外部性风险四个“理想类型”,并从世界主义化、亚政治化、去文化化等角度对其进行具体剖析和评估,指出化解“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宗教风险需依靠各国的通力协调和积极合作,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结构性风险因素,也要重视动态性风险要素,不仅要关注境内风险状况,也要重视域外风险状态。     

外科医生面临的困惑和思考

外科医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由于外科技术的局限性和人体差异的复杂性以及社会诉求价值过高等因素决定了外科是一门高风险的职业.如何规避职业风险?我们可以从加强责任心、严格执行医疗常规、提高医疗技术入手;但这还不够,一个外科医生智慧与技能的发掘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技巧,还需要良好的职业素养、崇高的职业精神、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睦的医患关系.     

公众在风险认知中的偏差

风险认知不同于一般事物的认知特点,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某些偏差．涟漪效应和事故一信号理论描述了干扰风险认知的一般性原理．研究公众的风险认知结构及其在风险认知中的认知偏差,应该成为风险认知研究的两个重点．     

论医疗风险与医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医疗风险是存在于整个诊疗过程中的可能会导致损害或伤残事件的不确定性或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件,它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医生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当医疗风险被社会不适当放大而深刻地影响医生的主观能动性时,有必要强调医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初中生风险决策表现的认知建模分析:自尊及性别的影响

选取山东省某初中308名学生,采用爱荷华博弈任务,使用“效用-固着”模型对决策包含的动机、认知、反应心理过程进行认知建模分析,探究自尊水平和性别对初中生风险决策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初中生的风险决策表现不佳,对损失不敏感。在控制年级的影响后,分层回归分析表明:(1)自尊水平和性别对决策的动机过程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男生无论自尊高低对收益都较为关注,女生中高自尊者更加关注收益。(2)决策成绩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男生更多选择有着较高损失值的不利选项,而女生更多选择损失频率较低的有利选项。(3)自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动机和认知过程,高自尊水平者在动机过程中更多表现出对损失的规避,在认知过程中更多地考虑维持之前的决策选择。     

大学生一般结果期待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

以一般结果期待的双维结构观点为基础,按照一般结果期待的乐观期待和悲观期待的水平将184名大学生样本划分为明显乐观、明显悲观、双重倾向和倾向不明四个类型,进而探讨不同类型大学生在创业投资情境下一般结果期待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概率、描述框架与一般结果期待的交互作用显著,在低风险概率、积极框架下,双重倾向型一般结果期待大学生比其他三个类型的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风险寻求偏好。     

临床研究最小风险的伦理争论

介绍了最小风险概念的伦理作用,阐述美国学者L.M.Kopelman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美国及国际医学组织会理事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法规或伦理规章对于最小风险不同解读方式之分析及建议,最后论述Kopelman对最小风险概念的分析及建议的意义.     

情绪对成就动机与风险决策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在验证成就动机对风险决策倾向的预测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情绪在成就动机和风险决策关系中的调节效应。通过对三所学校随机抽取的150名被试进行筛选,采用成就动机量表和自编风险决策任务问卷等对120名有效被试实施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情绪启动使大学生风险决策行为产生一致性效应,即心境一致性;情绪在成就动机和风险决策中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无论是高成就动机者还是低成就动机者,在愉悦情绪下都表现出更多的风险寻求倾向,并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而在悲伤情绪下,低成就动机者表现出更多的风险规避,高成就动机者的风险规避倾向虽有所增加,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信任：日本核危机的哲学与伦理反思

2011年的日本核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运用伦理学想象力的契机,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道德问题,其中与风险相关的信任问题尤为关键。信任是一个复杂社会的简化机制。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给个人施加了焦虑,因此需要建立道德共同体作为伦理策略。信任的社会建构同时需要政府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和公民伦理的广泛参与。     

元认知视野中的气候变化风险研究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近期研究发现,个体对于气候变化风险的元认知和其亲环境行为之间关系密切。对元认知知识、元认知来源、元认知确定性及元认知重要性四个维度相关研究的分析表明,公众元认知知识与实际知识的偏离、以分析系统为主导的风险认知来源、对气候变化后果确定性的低估以及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忽视都会抑制环境友好行为的发生,并指出了气候变化风险元认知研究的未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