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式更替到结构转型: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进程

近年来国际宗教社会学界经历了一场由宗教市场理论引领的"范式转换",对中国宗教社会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回顾了宗教市场理论范式的主要研究成果,梳理了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反思,指出与西方学界相比,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经历的不是简单的、替代性的范式更替和转换,而是以本土化修正为基础搭建起来的多元复合式的结构转型。中国宗教社会学者应立足于本土宗教信仰的现实状况和结构特性,对西方的理论范式进行积极地扬弃。借助研究领域、方法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结构转型,中国宗教社会学者或可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宗教研究的本土化进路。     

原则主义的理论进路、伦理争论及其启示

原则主义作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进路,是对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问题的回答,也是经典哲学理论在该领域中脆弱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自产生伊始,原则主义就深陷批评和质疑的漩涡之中,包含原则一致性、常识道德问题、道德地位和方法论等。对这些争论的回应和批评性意见的包容、选择性吸纳,使原则主义释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原则主义本质上是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对于我们参与全球生命伦理学发展提供中国话语给予深刻启示。

     

基于扎根理论的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动力探索

在濒临死亡情境下,对26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进行深度访谈并收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的开放编码、关联编码及选择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分解、检测、比较、概念化及类属化,并围绕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动力进行理论编码。结果显示,构建了扎根于原始资料的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新利他主义动机心理模型,形成了正确生死观构筑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认识基础、追寻意义存在构建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心理特征及利他主义新理念成为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动力三条新理论,对诠释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行为具有一定参与价值。

     

社会认知与同感现象学

社会认知主要围绕"理论理论"与"模仿理论"两个经典模型来解释人际间的理解。这一主流框架既包含重要的洞见,也隐含着成问题的理论预设。同感现象学及其当代的代表"直接感知理论"对上述框架提出挑战,认为他人认知的起点不是认知者的理论推理或者心智模仿,应该回溯到认知者初始的感知经验,认为感知是通达关于他人心智生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     

语境中的“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dikat”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的理想"一节阐述了上帝与有条件者的规定和被规定关系,这构成"上帝的存有之本体论证明的不可能性"这一节的重要语境。而康德在其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中对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分,也必须与该语境相结合;由此,"Sein ist offenbar kein reales Pr?dikat"(存在显然不是实在谓词)这一关键命题才能得到准确理解。在他看来,上帝只是思维中的一个概念,关于上帝的任何命题都不包含实在谓词。因为实在谓词表达的不是上帝的整全的、最高的实在性,而是有条件者的作为部分的、具有确切内容的实在性。前者是后者的先验的通盘规定根据,两者正好对应于逻辑谓词与实在谓词的区分。     

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

从“畏死的恐惧”出发重塑扎根生命的道德基础,即道德行为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道德权威性的根据是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内在永恒大我”和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这拯救了道德相对主义,也使个体作为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而能以“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推开恐惧。进而,道德行为是出于内在自由而达于实在的自由的。道德主体应具备的道德实践能力包括独立能力、通达能力和勇气。生存性境况中的原子式个体不具备道德实践能力,生命境况中的“超个体的个体”才有此能力。由此,人类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的根源是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即以原子式个体充任道德主体。它是医疗纠纷和暴力频发的原因。     

混沌理论对优化临床管理模式的启示——以孕产妇管理为例

围绕混沌理论与妊娠及分娩之间的联系,结合实践,提出可行的优化孕产妇管理工作的建议。强调医务人员应应用线上及线下多种方式,于孕前、孕期、产时、产后各阶段,针对孕产妇身心各方面,对其实施系统化的管理;应重点把握与孕妇首次接触的时机,建立信任关系以保证其良好的遵医行为;管理过程中应尊重孕产妇的个体差异,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同时应重视其支持系统的建立,医疗机构、社区、家庭应为孕产妇提供切实的支持。旨在为孕产期保健工作提供新思路,从而更好地为广大孕产妇服务。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     

加强宗教工作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明确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宗教工作整体中的关键地位,又为意识形态工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对抑制有神论蔓延和作为大原则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保证地位,从而校正了宗教工作仅仅等于或仅仅围绕统战工作的习惯认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了进入新时代前后宗教国情世情的错综嬗变,从而将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形成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体系置于一个仍在不断拓展、不断完善的开放系统之中,而不是视为凝滞僵化的教条或不可逾越的雷池。同时,以其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前所未有的强大操作力,充分显示出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革命性、实践性价值,展现了党对宗教工作全面加强领导的坚定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