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自己的葡萄园

正旧约中的《雅歌》,是一首长篇爱情叙事诗。诗歌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书拉密的美丽村姑,全诗以细腻的笔法和真实的情感,叙述了书拉密与其恋人从相识到恋爱再到结婚的曲折历程。近日再读《雅歌》,我被1章5节至6节的一段宣言所吸引:"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棚,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特别是"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     

试论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神灵世界

萨满教是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近30年来传统文化出现了恢复和重建的态势,达斡尔族中也出现了萨满文化复苏的势头,产生于远古时代的天神、祖先神、娘娘神、山神、蛇神,依然为当代的达斡尔人普遍供奉。今天,萨满教依然是达斡尔族的主体性信仰,不过,其传统观念和崇拜活动更多地以民间习俗、民族文化的形式保留下来。     

华夏起源与齐文化融合

《山海经》是研究上古华夏族群起源的重要古籍。华夏族起于母系社会时期的女娲氏、燧人氏、伏羲氏、太昊(白皋)氏、少昊(白皋)氏,在黄河流域融合产生华夏族群。炎帝、黄帝继承发展到长江流域,炎帝蚩尤是包括苗族在内的华夏诸族的共祖。黄河泛滥流淌,山东成东部“孤岛”,血脉杂交、治水和海盐供中西部族民生活需要是促成华夏族群融合的重要原因。齐桓公改革称霸,推动家庭自耕农经济的国家管理体系完成华夏族群融合。     

“法号”、“郎号”与民间道坛“传度奏职”仪式探讨

相较于佛道二教,民间法师的法名构成似乎简单许多.一般来讲,法师的法名仅分为“法号”(称为“法某”)和“郎号”(称为“某某郎”).它是通过法师教派的传承仪式——“传度奏职”仪式而取得.有趣的是,受该仪式的影响,畲族、瑶族及客家等族群的祖先也有取法名的宗教习俗.本文以民间法师及畲瑶和客家先祖取“法号”和“郎号”的现象为切入点,意在探讨南方法师的传承机制、内容和特征,及其它在南方族群中的社会文化意义.     

传统与现代之间:犹太教改革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犹太教改革采取了“兼顾彼此”的态度。其结果是在帮助犹太人融入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存留了犹太教,进而保住了犹太人的族性。犹太教的经验为中国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经过革新的传统仍然可以成为现代人的价值观。有鉴于此,中国人在传统和现代的抉择面前不应“非此即彼”,而应该取道于两者之间,即在实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同时,继承和革新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使之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安顿和族性。犹太人的经验之所以可被借鉴,乃因为当代中国人和当年的犹太人面临类似的文化危机,面临同样的实现现代化和改革传统以保存族性的双重任务。     

外群体一定贬损吗：来自蒙古族和汉族群体的证据

本研究采用单一复述法考察了我国非冲突性、地位平等的蒙古族和汉族群体,在面对面传递彼此不同效价的民族刻板印象信息时的群体效应。实验1证明了蒙古族和汉族间表现出的并非“外群体贬损”,而是“外群体偏爱”。实验2通过考察人际敏感性和群际态度两个变量验证了蒙汉间外群体偏爱的真实性,但这一效应在群际态度消极的高敏感汉族中表现出了人为增益性;而且发现了蒙汉族际沟通中的不同信息传递模式,蒙古族同时着眼于积极和消极信息,而汉族更偏重于积极信息。由此可知,外群体并不一定引发贬损,群体性质兹事体大。     

鲁凯族：百步蛇的传人

台湾九大原住民族群之一的鲁凯族,根据屏东县志记载,自明洪武时代(迄今约600年)即分布在中央山脉南段两侧的山区,属高雄、屏东、台东三县交界山区。嗣后历经迁徙流离而分为三大支族,分别为西迁高雄县茂林乡的万山村、茂林村、多纳村等部落,称为“下三社群”;南迁北隘寮溪上游,聚落于旧大武、去露及答得勒(现大武村址),属屏东县雾台乡行政辖区;另一支族群东迁台东大南旧社,系属台东县卑南乡。     

"大七"人格结构模型下的汉族、纳西族人格结构比较

采用中国人人格形容词评定量表(简式)对985名成年汉族和207名纳西族被试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汉族的人格结构模型符合“大七人格结构模型”,而纳西族则不符合。纳西族在“外向活跃”、“严谨自制”、“温顺随和”、“淡泊诚信”等四个人格结构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汉族。     

达斡尔族萨满教的衰落与文化重构

萨满教是达斡尔族固有的宗教信仰,时至今日萨满在达斡尔族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从它的发展演变历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古代全盛时期、近代衰落时期和现代文化重构时期。萨满作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短时间内还不能彻底消除其影响,这是萨满教能够继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诗僧来复在元末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动考论

释来复是元明之际著名诗僧,在元末多族士人圈中十分活跃,与各族文友相交甚善。通过《澹游集》、《蒲庵集》等罕见别集,考察了来复与异族交往的情况。这位佛门释子之所以能够与蒙古、色目人广结善缘,是因为彼此有着接近的思想基础、文化背景,且对于"他者"文化相互欣赏认同。来复能成为多族士人圈的核心,说明了元代僧人地位的尊崇,也说明了元代宗教文化的兼容并蓄。而频繁的文化互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相互的诗歌风貌。这可以说是元代宗教史、文学史的新异之处,值得深入研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