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与《文心雕龙》的物象美及其哲学溯源

文学的物象表层是由言辞构成的光色美,陆机倡导辞意双美,即文学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结合；刘勰追求衔华佩实,即文学兼有动人文采和充实内容.文学的物象深层是在儒家思想的教化之风运动中产生的意象美,《文赋》标举“颐情志于典坟”,即文学在古籍中涵养情志；《文心雕龙》崇尚“宗经”“趣新”,即文学在尊崇儒家经典的前提下创造新情趣.两部文论著作的哲学心理是:陆机在华亭鹤唳中与“寻找本真”的海德格尔哲学契合,刘勰在雕琢文心中与“乘物以游心”的道家哲学契合.     

关于老子之道的几个问题

一、老子之道是否实际的存在?老子之道究竟是实际的存在，或者只是概念上的存在?这个问题是由陈鼓应先生提出来的。他自己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道’只是概念上存在而已。‘道’所具有的一切特性的描写，都是老子所预设的。”(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这个回答恐怕并不符合老子作为一位中国古代先哲的思维特性。按这种说法，老子关于“道”的一切特性的描写，就仿佛一位数学家在随意构造、推导关于纯数学方面的定理，而不受任何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若是如此，这个“道”不仅“可道…     

论水墨人物写生中结构的表现与情感的传达

在水墨人物写生中,结构的表现是基础,但也不乏情感因素;情感的传达是结构表现的升华,但它仍以结构为依托,否则写生就失去了意义。仅以结构的准确或情感的投入为尺度衡量写生作品都是不全面的。结构的表现唤醒了画家的情感,而情感的传达为结构的表现灌注了新的生命力。     

“形”与“神”在历代绘画美学中的嬗变

我国的绘画美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形”与“神”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优秀的绘画作品既让人惊叹其“形”的工巧,又让人盛赞其“神”的精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形神兼具成为绘画作品追求的准则之一,所以,从“形”与“神”在绘画中的关系、不同历史阶段的美学思想潮流出发,探究其变化历程。     

郑观应对儒释道三教的诠释与整合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互融互补,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脉。三教之间虽有分歧、冲突,但在担当中国文化教化责任方面则是高度统一的。近代以来,列强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的强势入侵与渗透,逐渐打断了这一稳定的文化传承进程,保种保教成为国人一致的呐喊。郑观应探索救亡的办法,对儒释道三教加以诠释与整合,提出儒道同理、释道同理、三教合一不外一理等重要观点,站在当时历史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郑观应对传统三教的整合,不仅具有文化救亡的意义,对于今人振兴中华、复兴发展中国文化,亦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价值。     

谢赫“六法论”产生的背景及美学特征

南齐时代的谢赫提出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六法论,强调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在六法中气韵生动起重要作用。谢赫分析了六法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形需要技巧,神进入品位,从而奠定了中国画理论的艺术标准。     

荀子“礼者，养也”的多层意蕴及其不同效应

作为对礼的最具概括性的表达，荀子的“礼者，养也”命题有着多层面的意蕴。在对人的普遍之养的形式之义之后，其实质意涵在于对不同身份之人的差序有别之养。其内容包括形身之养与灵性之养两个维度。养有所别的极致体现是尊君之养，即以礼彰显王者的至上地位与至尊之威。荀子试图通过激发王者对人生至境的追求，以其德与能求得天下安定，实现王者的内在欲求与万民福祉的双赢统一。这一思想与儒家的其他理路一起，促进了华夏民族特有的“圣王情结”的形成，最终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德形上学”中的“圆善”证成工夫与境界析论

“圆善”问题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康德以“设准”达至信仰的解决路径，牟宗三以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方式、通过工夫修养之“呈现”来体验道的形上本体，无疑是一创新。经过牟宗三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其所谓“道德形上学”与“圆善”能否实现康德意义的“德福一致”,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尝试做一些补充性说明，从牟先生“道德形上学”中的“横摄”等义中拓展出“横向”“横摄”与“横讲”三种工夫路径与方法；并从“境界形态形上学”与“实有形态形上学”合一出发，进一步挖掘“道德形上学”中可能蕴藏的境界、工夫说在解决“圆善”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潜力。     

挫折理论与其在员工管理中的启示

本文主要阐述了心理学关于挫折的主要理论,包括挫折的产生源理论和挫折反应理论,依据挫折理论,并结合对企业现实的分析,总结出了企业中造成员工挫折情绪的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最后,作者提出企业管理者针对员工挫折问题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