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济世及一统:郑观应与近代道教

晚清民初,道教因多方面因素的作用而日趋式微。作为一名虔诚的道教俗家弟子,郑观应力图振兴道教。在他一生八十年中,访真求道即达六十余载,道教信仰老而弥坚。他希冀通过丹道修炼追求长生,通过仙剑成道救世度人,通过道教统摄天下各教。他主张改革近代道教所存在的弊端,积极倡导和举办近代慈善事业,积极刻刊与传播道教典籍,积极倡办修真院、道教会。他对中国近代道教的传播与转型,具有一定的影响,其贡献与作用不容忽视,值得学界引起重视。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工作母亲

在经济体制改革前的中国,由于实行鼓励妇女就业的国家政策,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职业妇女队伍,也拥有庞大的工作母亲群体.支持这一制度的基础是初步建立起公共的托幼系统.中国社会转型,极大改变了妇女在社会劳动和福利体系中的地位.单位福利制度解体直接导致了公共托幼系统瓦解,育儿变成了纯属私人的事情,而私人化了的育儿事业又毫不含糊地落在母亲身上.高度市场化的劳动分层,使“工作母亲”的母亲身份被排斥、被视为次等劳动.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重新塑造着母亲角色,整个文化观念向传统角色定位回摆,今天的母亲不仅意味着要承担起对幼儿的照顾,而且必须成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全知全能的“教育妈妈”.新的压力使工作母亲面临的选择极具张力.     

略谈中国古代画家的写生

写生在美术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画家大都重视写生,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写生方法,颇值得后世画家学习借鉴。本文以此立论,对中国古代画家写生的总体特征、观察方式及写生的方法展开论述,并总结其意义。     

论现今市场以材料的珍惜性决定价格忽略工艺美的价值

无论是木雕，还是在玉石市场上，一直存在着“重材轻艺”的现象，对材质原料的重视远远大于对雕工的品评。其实，衡量一件艺术品的价值，要综合材质、工艺、创意、神韵、市场成本等等，客观理性而不盲从地做出价值分析。     

中国哲学和符号学

“中国哲学”一词今日实际上用于表示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门现代学科;由现代中国哲学家和国外汉学家经由中国古代人文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创建于20世纪。这门学科现在已获得汉学界和哲学界的公认,成为目前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个职业领域。正像其它学科一样,中国哲学学科也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制度、科研规划、技术性标准和学术活动目标。从职业角度看,有关中国哲学的任何问题都可在其目前行之有效的学术框架内提出和解决。然而,中国哲学最近在其职业领域之外也引起了学术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其现代价值也开始从其自身学科框架和习常讨论范围以外的各种新角度加以重新考察。本文即为从包括解释学在内的符号学角度对中国哲学学术思想价值和潜力重新进行评估的尝试。     

城市风景油画创作表现研究

在城市风景题材创作表现上,无论中西绘画,艺术家们都曾经把身心居住的城市作为寄托情感的载体画进画面。笔者把城市风景作为油画创作的一个专题来研究,在表现领域中力求拓展,即内容出新、题材出新,寻找历史上没有成熟表现的或相对少有涉足的或是空白的自然物象作为表现对象,通过提炼自我具有个性的艺术语言来表达画面意境,即城市风景画的灵魂和精神,同时也是城市风景绘画的重要表现内容。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自我的四位说与佛教破我观念的症结

所谓的“自我的四位说”（atmasya caturpada vatda）一词，主要是指：每一个自我本身，是可以分为四种层次。而所谓的“自我”（atman），顾名思义，就是指：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永恒不朽的灵魂。同时，这一个永恒不朽的灵魂，可分为：1．“形躯我”（sarire atman；身体我，肉体我，佛教称“色蕴”）；2．“梦中我”（svapne atman；情意我，经验我，佛教称“受、想、行、识”的四蕴）；3．“无梦我”（asvapne atman）；4．“最高我”（paramatman）。由于我们对于自我的探究，必须要层层突破，才到达最后这一个“最高我”的解脱境界。因此，一般研究佛教的学者，都会普遍地认为：佛教的无我论，其实就是在全盘否定《唱赞奥义书》中四个层次的所有自我。然而，倘若我们针对代表原始佛教的《杂阿含经》或者是《相应部》，去做仔细的学术分析或研究的话，就会慢慢地发现：原始佛教时期（B．c．550—B．C．300）所能破除的“自我”，其实顶多只有前面的两个层次而已。至于第三个层次的“无梦我”，则应该是产生于部派佛教时代（B．C．300—A．D．100），当时，就曾经引起了佛教对于“轮回主体”和“涅篥主体”的讨论，从而更产生了犊子部的非即蕴非离蕴的“补特伽罗说”（pudgalavada）。因此，本论文的写作，就是透过比较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把原始佛教破我的范围去做一个初步的思想锁定，才不会使得原始佛教的“无我论”，草率地沦为一种凡我必破的独断论。     

上博简《凡物流形》新释新解

以《道德经》为参照,以曹锦炎先生的释文为底本,借鉴学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将上博简《凡物流形》部分简文重新释文、断句、注释,并做白话译文,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凡物流形》的性质及作者,认为其是一篇听课笔录,是《道德经》的来源文献之一,其作者是老子(周太史儋)。     

“疾虚妄”的政教逻辑：王充对万物变化的阐释与应对

对殷高宗的“修政改行”能否消除桑谷妖象，《论衡》呈现出彼此矛盾的叙述。王充对“政治能否影响物象”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包容不同观念体系在内的复杂阐释。他将灾异区分为常态下的“无妄之变”与非常态下的“政治之灾”,认为君主是否应“修政改行”取决于不同时局下灾异的不同性质；又将物象变化区分出“运气”、“政治”和“礼俗”三层含义，分别对应“不改其政而救备其灾”、“修政改行”和“以礼禳灾”三种应对方法；他对“变复之家”持双重态度，认可其“物类相感”之道而反对其“灾异谴告”之说。本文认为，王充提出了一套“阴阳变和”的天人感应说，注重消灾手段的伦理意涵，教导君主应秉持恻隐忧民、遵循礼义、亲近贤哲诸原则以应对灾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