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冲突、青少年应对策略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以736名小学、初中、高中学生为被试,着重探讨了父母冲突内容、青少年应对策略和青少年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父母冲突中指向孩子和指向父母自身的冲突普遍较少,但指向孩子的冲突显著地多于指向父母自身的冲突。指向孩子的冲突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主效应;(2)青少年所使用的间接应对策略要显著地多于直接应对策略,直接应对和间接应对策略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主效应;(3)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主效应,学习问题、抑郁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年级主效应;(4)父母冲突多的青少年和使用应对策略少的青少年出现的不良行为、学习问题和抑郁要显著地高于父母冲突少、使用应对策略多的青少年,但前者感受到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地少于后者;(5)指向孩子的冲突和直接应对策略可以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不良行为,指向孩子和指向父母自身的冲突可以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学习问题。间接应对策略和指向父母自身的冲突可以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同时,间接应对策略可以显著地影响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     

中学生人格特质、主观应激与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

旨在构建中学生的人格特质、主观应激与应对风格之间的关系模型。采用问卷的方法,被试来自成都的四所中学,共607人。探索性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中学生的应对风格可以分为主动应对和被动应对;不同类型的主观应激之间可能存在潜在关系;主动的应对风格只受到人格特质（外向/内向性、责任心）直接作用;被动的应对风格除了受人格特质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外,还受到主观应激的影响。     

不同应对风格个体的幸福感研究——应对风格问卷的修改与应用

参考目前应对领域中较成熟的分类方式,对石林、封丹2004年编制的应对风格问卷进行了项目调整,将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项目进一步划分为5个维度。以590名大学生为被试,分别施测修改后的应对风格问卷和幸福感指数、总体幸福感指数量表。结果显示灵活型和控制型风格个体的幸福感较高,反向型个体的幸福感最低。不同风格个体的幸福感差异不仅源于他们对应对方式的选择不同,而且因为他们对应对方式的使用效果不同。灵活型和控制型个体更能从自己的应对方式中受益。     

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的关系研究

为了探讨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之间的关系,对兰州市九所中学共1964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生活事件依次为学习压力、人际关系问题、受惩罚。(2)中学生对各种生活事件的应对方式与其焦虑程度有关。(3)应对方式是作为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     

高职大学毕业生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以187名高职大学毕业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高职大学毕业生应对方式的使用程度依次是解决问题、求助、幻想、逃避、合理化及自责。在解决问题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求助和合理化因子存在显著专业差异。(2)高职大学毕业生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在抑郁和恐怖上存在性别差异。偏执因子的专业效应显著。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恐怖和精神病性的交互作用显著。(3)幻想、自责的应对方式与健康不良症状存在普遍关联。求助则反之。     

应对研究的成果、问题与解决办法

应激和应对问题 ,由于同人的心理适应和健康密切相关 ,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心理学所有领域中研究最多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 ,该课题的研究 ,特别是关于应对方式及其效果评价的研究 ,存在着较突出的问题。通过对国内 4种最主要的有关学术期刊的检索发现 ,同国外相比 ,国内的应激和应对的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较明显的差距。文章结合国内外有关研究的现状 ,分析、说明了在应对研究中存在的 5个主要问题 :(1)忽略防御机制的有效评估和在心理适应中的作用 ;(2 )应对方式的评定方法不当 ;(3)在对于应激的影响和应对后果的估价中存在着片面性和策略上的错误 ;(4)应对研究的设计同关于应激和应对的“过程”理论不一致 ;(5 )应对研究同临床实践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脱节。作者探讨并提出了对于这些问题的可能的解决办法。     

俄乌教会纷争引发的东正教世界的危机与应对

君士坦丁堡牧首授予新成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ПЦУ)自主教会地位之后,引发东正教世界各方冲突不断。2019年乌克兰国内宗教冲突此起彼伏,俄乌教会争端加剧,俄君教会纷争范围逐渐扩大,并且世界其他地方东正教会也被卷入其中,东正教世界的统一被破坏。为应对东正教世界的危机,耶路撒冷牧首提议在约旦首都召集全体东正教会议,旨在建立一个沟通对话平台,促使教会纷争各方达成和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三大基础性问题

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中国在追赶现代化浪潮中始终重视制度建设,并努力从制度建设中寻求和凝聚发展动力。执政党对制度建设的有力推动,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充足信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凝聚了更强大的动力。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人们不仅应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价值与使命等宏观问题,亦应解析其本质内涵、主要表征和研判标准等基础性问题。就本质内涵而言,它是制度主体对制度体系持以积极认知和肯定性评价,相信这一制度体系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整体发展进步,并能通过不断自我革新实现制度自身的长足发展。积极态度、制度体系和制度绩效是其三大关键词。就主要表征而言,这集中体现在主体对制度内涵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自信、制度体系的科学性激发出高度自信、制度自我革新完善能力彰显出高度自信三个方面。就研判标准而言,对制度的先进性有充分体认、对其未来趋势积极乐观、对其不足持以理性认知则是可以参照的三大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溯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制度自信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渊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简略回顾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深切回望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增强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追求

我相信,骄傲是和才能成正比的。但是,正如大才朴实无华,小才华而不实一样,大骄傲往往谦逊平和,只有小骄傲才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脸相。有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