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尔在构造主义数学方面的工作

众所周知,哥德尔是一位实在论者。然而,他在构造主义数学方面也有着精深的研究和重要的工作。例如,哥德尔的否定性翻译和《辩证法》翻译。这些方法在现今的数理逻辑研究,尤其是证明论中有广泛的应用。而本文关心的是这些工作在数学基础和数学哲学方面的价值。我们将介绍、整理哥德尔的这些成果,并试图将它们编制成一幅围剿直觉主义的布阵图。我们也会讨论其中的薄弱之处,并由此碰触哥德尔哲学中一些挣扎而神秘的地方:绝对证明、概念理论和心物关系。     

关于“主义”的历史性选择——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为中心

毛泽东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分别予以评论,得出了选择"列宁的主义"的结论。以毛泽东的这一发言为中心,对他关于"主义"的选择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结论的得出,不能简单归结为激进理想主义心态,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他的务实性格和民粹主义,而是他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面对当时中国思想世界的诸多"主义",进行反复的思想探索,经历严肃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比较,与国内外的新民学会会员开展多方面讨论的结果。     

共和主义、爱国主义与现代性——试论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救赎之道。共和主义对爱国主义有特定的理解,它所包含的爱国主义与公民参与密切相连。共和主义与现代性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视共和主义为古代传统,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在现代世界基本秩序奠定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共和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在具有深厚传统主义情结及全能主义历史的国家发生转型的时期,共和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具重要性。它是抵御现代世界极权化的积极力量,更是过渡时代、转型国家的人们清理全能主义社会政治残余、推动制度创新、构建现代政治秩序的主要思想资源。     

一个美的探索者的研究创新之路和留下的足迹——郭定国美学研究自述

正我是一个教师,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和美学研究。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我是个小青年,1951年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来汕头市招收国家干部,我考上了,分配到东北阜新煤矿工作。1956年,我以在职国家干部的身份考上了大学,成为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的我,幸运地碰上了新中国第一次美学热。当时全国高校师生们几乎都卷进了这场美学热。我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以"美是什么"为中心命题的大辩论。什么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还有神秘派、缘分派、情感派、移情派以及可遇不可求说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美学学派……师生们都争论得面红耳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并没有得出大家一致     

物欲之蔽：物质主义对亲环境态度及行为的影响

纵观现有研究,物质主义较稳定地负向预测个体的亲环境态度、公领域亲环境行为以及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中的资源回收和节约行为。至于私领域亲环境行为中的绿色消费,研究结果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不一致。基于环状价值观模型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物质主义可以同时影响亲环境态度及行为,也能通过亲环境态度影响行为。未来研究应当增加对物质主义与亲环境态度、行为间因果关系、内在机制的探讨,以及提升现有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     

心理学研究中的还原主义问题考察

还原主义是主导心理学研究的非常重要的理论原则。其核心思想是认为,世界是分层的梯级系统,可以通过已知的、低层级的事物或理论来解释与说明未知的、高层级的事物或理论。实证的科学心理学在自己的起步的阶段,曾经把物理学当成了自己的榜样,当成了自己的标准。心理学在解说人的心理行为的过程中,就把心理行为的规律归结为物理主义的规律。生物决定论观点认为人的心理或行为主要受人的生物因素所决定,人类的社会行为、人格乃至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都决定于这些个体、群体、种族或人种的生物因素。还原论与还原方法既有联系又存在着质的差别。还原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有其合理的地方。这也就可以区分出所谓的物理主义的还原,化学分析的还原、生物决定的还原、生理机制的还原、社会决定的还原、文化制约的还原,等等。在表面上看,心理学研究中的还原主义是一种简单化的或简约化的研究处理。但是,在深层上看,心理学研究却借助于还原论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并且,这也是将各自不同学科的相关的探索转换成为了心理学的学术性资源。     

移情是美德伦理的充要条件吗 ——对迈克尔·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的分析与批评

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家,迈克尔·斯洛特旨在以道德情感主义的方式建构美德理论。为此,他特别重视"移情"在美德伦理体系中的功能。在他看来,移情促使行为者实施合乎美德的正确行为,做出合乎美德的恰当评价。然而,移情既不是美德行动或评价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们的充分条件。移情的成功至少还依赖于行为者的优良品质、准确判断以及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移情的不真实或不可能,也不意味着移情在美德伦理学中毫无价值。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角看,美德伦理无须排斥移情,而应当将之纳入实践理性的合适环节之中。     

道德自然主义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北大核心CSSCI

道德怀疑主义的回溯论证依赖于一个重要前提,即由“是”推出“应当”是逻辑上无效的,而道德自然主义者否认这个前提。马克·内尔森提出了两个反例来试图证明：“是”与“应当”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鸿沟;我们能够基于由“是”到“应当”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但是,对他的论证的考察表明,即使他的反例成功地证明“是”与“应当”问题的确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要么由于我们不能确证地相信那些作为前提的事实命题,要么由于我们的确证仍然依赖于某些隐藏的道德预设,因此,我们也不能够用类似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总之,道德自然主义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并不成功。     

彼得·伯格关于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最新探索

2014年彼得·伯格同时在德国和美国出版《现代化的多种祭坛：多元主义时代的宗教研究新范式刍议》,该书可以视为伯格关于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最新探索,当然也可以说是晚年定论。伯格试图在“世俗化”和“去世俗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为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提供理论阐释。他认为,现代性必然会导致多元主义的出现且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现代性意味着人类生存境况“从命运到选择”的巨大转变,多元主义是促成这场转变的重要因素。多元主义极大地削弱人们赖以生存的原有世界的确定性,引发普遍的焦虑,基要主义和相对主义是缓解焦虑的两种可能模式。然而,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既非基要主义者也非相对主义者,对于相对性,他们处于拒、迎之间的中间立场,更多的是以实用的态度应对和处理多元主义的生活难题。伯格将其探索始终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来思考宗教多元主义,并关注了多元主义在个体信仰和宗教组织等方面的影响。     

政治不平等的两个论证

政治平等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以贝淡宁和白彤东为代表的贤能政治学者反对政治平等,提倡政治不平等。他们的论证依靠的是对政治共同体的目的论的特定解读,同时他们的论证可以重构为工具主义和非工具主义两种版本。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重构,指出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义论证面临政治权利作为基本福祉反驳和滑坡论证反驳,而政治不平等的非工具主义论证面临专家-老板谬误反驳和非目的论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