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基督化家庭

圣经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因为婚姻是神所发起和设立的。古人称为“天作之合”和“天定姻缘”等等。 1994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家庭年”。据我知道,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也都在呼唤和提倡“     

论虞翻卦变说对若镛易学之影响

易学卦变说源于《易传》,始成于汉末虞翻。丁若镛推崇汉易,接受了虞翻的卦变说。虞氏卦变说是丁氏卦变说(推移说)重要的理论来源。无论是其推移说具体内容,还是其整体架构,都可以看到虞翻卦变说对于丁若镛的影响。但是丁若镛并未照搬虞氏卦变说,而是发现了虞氏卦变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深刻的批评;又通过检讨和整合了朱熹、毛奇龄等人卦变说,形成了融历法、筮法、易象为一体的独特卦变体系。因此,丁若镛卦变说本之虞氏,却又与虞翻卦变说有本质区别。丁氏卦变说,以中国古代历法为依据,其内容显得更为合理。又修正了虞翻等人的卦变说缺陷,其逻辑更为条理清晰。故他丰富和发展了虞翻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易学史上的卦变说。     

敦煌文物中的五台山资料

在敦煌学研究体系的敦煌藏经洞遗书和石窟艺术的文物中,保存着一些有关五台山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及其佛教圣迹、民俗风情等方面的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对研究五台山乃至山西省的历史地理环境、气候物产、宗教古迹、交通路线等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中西文化、经济交流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并进行了研究。自藏经洞发现至今的90年中,中外学者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内容涉及了有关五台山资料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随着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对五台山资料的研究范闱也逐渐扩大,对此感兴趣的学者不断增多。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至今没有对这方面的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根据国内外刊布的敦煌遗书目录及缩微胶片的查阅,     

差序政府信任：概念、现状及成因*--基于三次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在2002、2008、2011年亚洲民主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探讨了差序政府信任的概念、现状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差序政府信任受到信息、文化以及政治接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半开放式的媒体环境、适度而非绝对的权威取向文化环境以及民众对于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不满和基层民主参与的匮乏共同催生、强化了差序政府信任现象。     

齐国制度文物说略

典章制度是政治的体现。文物遗存是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映。所以一个邦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建立的典章制度和所遗留的历史文物便成为这个国家在那一特定时期内的政治状况和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基本标志。周代齐国和鲁、卫等国一样，始以周天子分封而立国。但由于齐国地处东夷、久受被称为“君子之国”的礼俗和海洋文化传统的影响，“太公之治，不尽仿于周官”(赵用贤《管子书序》)，即齐国的制度不尽合于《周礼》。     

甲状腺乳头状癌后方回声衰减及颈部淋巴结转移囊性变的病理学研究

探讨甲状腺癌后方回声衰减及颈部淋巴结转移囊性变形成的病理学基础.选取本院住院经手术病理诊断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患者,研究初步认为甲状腺结节中纤维化的成分是形成结节后方回声衰减的主要原因之一,液化坏死、退行性病变及滤泡扩张是甲状腺乳头状癌淋巴结转移囊性变的主要病理学基础.     

《洞玄灵宝三师记并序》作者归属及相关的会昌灭佛问题考论

《洞玄灵宝三师记并序》原署“广成先生刘处静撰”,此人与应夷节同门,且早于应氏去世,编撰者绝非此人,但也不一定是学界广泛认可的杜光庭.《洞玄灵宝三师记并序》之田虚应传记中提及的“广成先生刘君”是致误的症结所在,此人即武宗朝备受尊崇的南岳道士刘玄靖.刘玄靖直接参与了武宗灭佛,通过不同记载的对比,可以判断个别道教术士直接推动、参与了会昌灭佛,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思维研究的一些想法

孙连仲教授托人送来他与南纵线先生合著的《模糊社会语言学》和《模糊言表思维探秘》书稿，命我作序。我和孙先生虽只一面之交，但似乎都属性情中人，有一些相近的特点，相近的毛病，相近的命运，相近的抗争。我对他们的课题缺乏深入思考，近来身体欠佳，但出于同道相惜、同病相连、同行相助的考虑，还：是欣然领命，写了这个“序”。代序者，无非是在著作面市前写就的书评，对作者及其作品做点：介绍和评论，讲述些相关的轶文掌故，序者亦可借机抒发些自家的观点，有可靠的发表机会，省却投稿、退稿、另投稿般折腾，有利无害，何乐而不为呢。     

试析《皇极经世》历史年表与先天六十四卦圆图

邵雍在《皇极经世》中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历史年表,这个年表紧紧围绕先天六十四卦圜图而转动。作者分析了六十四卦爻位与时间的对应关系,认为初爻到上爻分别表征相异的时空,这些不同时空的具体情状均由各爻动变后形成的变卦来涵摄。并指出这种爻位与时间上涵摄关系有深刻的哲理上的意蕴。     

先秦法家的治国理念及其现代性北大核心

法家以“一断于法”的理性精神,通过因功赏爵、察能授官的制度设计,打破了传统“别亲疏,殊贵贱”的礼治秩序,促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大一统”的奠基,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秦朝的灭亡,主因在于其施政方式,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家思想。在法家那里,整肃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客观、公正的价值准则,而儒家的教化之道缺乏必然性,“有法之常”作为治国的基本准则是道德所不能取代的。尽管在后世“儒法合流”的过程中法家学说日渐为儒教所吞噬,但其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和富强之道,以及“一断于法”的价值诉求等,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当然,中国要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众内在潜力的充分发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民众不应只是国家富强的工具,国家富强应以民众权益为前提;唯有真正实现“唯法为治”,才能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