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孚远哲学思想初探

许孚远是明代哲学家.其学说"以克己为要",突出了工夫的重要性.在心、性关系上,许孚远虽未一概反对"心即性"说,但他更倾向于将心、性确立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或者说,心与性不离不杂.在人性善恶问题上,他对王门"无善无恶"之说较为不满,故作<九谛>以批驳大力宣讲此说的王门后学周汝登.本文认为,从师承关系上来看,许孚远可称为湛门后学(湛若水二传弟子);从其哲学思想的大端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许孚远定位为一个王学修正者,他的"克己"说、心性之辨及其与周汝登关于"无善无恶"问题的辩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弊病的修正.     

儒学要与时代同行 须强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

本文是作者“儒学与西方文明”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作者认为,只有站在当今世界文明的高端．从中华民族今天的辉煌着眼。才能够把握儒家历史演进的全部意义和基本精神。各种文化形态的碰撞和交流。并没有扼杀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族精神,倒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传统的良机。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有久经历史考验的传统积累,不但应该在当前的国内发挥作用,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影响世界。面对国内外基督教学术界提出的“孔耶”互补互利论、“文化神学”等种种论点,大陆的儒学界应该充分发挥学术的优势。为儒学的创新开辟新的局面。     

齐鲁饮食文化形态中的儒学思想

齐鲁饮食文化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定文化形态的饮食观念,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起着促进或制约社会发展的作用。齐鲁饮食习俗中“上顺天道、适时进食”的自然生态观,“长幼有序、进食有礼”的礼俗观,“敬天爱人”和谐观,“孝敬父母、以和为贵”伦理观,“以大惟美”待客观,是齐鲁饮食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是儒学思想实现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的具体体现。新的历史时期,齐鲁饮食文化不断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发展与对外交流,去粗存精引领社会饮食文化健康和谐发展。     

“四七之辩”的肇始、系谱化及其“终结”——16至19世纪朝鲜儒学的逻辑进程北大核心CSSCISSCI

朝鲜儒者对“四端”和“七情”与“理”、“气”的关系问题的哲学论争,简称“四七之辩”。这一论争是整个朝鲜朝（1392年-1910年）时期最为重要的哲学论辩,几乎所有的重要哲学家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这一讨论中,反复论难,久乃归一。     

凌廷堪倡导复归古代礼学思想新探

凌廷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他提倡复归古代礼学,其礼学思想是在由清初至乾嘉学术思想领域理学与礼学之辨、尊孟与崇荀之争、以古礼正今俗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他采用了考据的方法研究礼学,辨析理礼字义,目的在于剥离宋儒在古代礼学研究中所加进的非儒学的"理"的性质,以维护儒学的纯正。他的礼学思想未能开辟出新的学术规模,反而要退回到原始的礼学那里,其学术气象亦可谓狭而小也。虽然他已越出了乾嘉纯汉学研究的藩篱,但是他对乾嘉新义理学所起的实际作用仍是有限的。     

荀子“法后王”及其儒学史意义

孔子与孟子以周朝礼乐制度为社会理想,以道德自律、道德教化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而缺乏对社会现实及人性现实的冷峻的思考,从而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不为现实政治所接纳。但救世济民这种根源于儒家思想深层的理念,必然要求后来的儒者强化儒学的现实性与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荀子“法后王”就是对儒学发展要求的一个切实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王”毫无疑义地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荀子探索出了儒学与政治的契合点,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巷道。     

理同、义和、性相通——《天方性理》与儒学在人性问题上的相通之处

在人性问题上,刘智的<天方性理>借鉴和吸收了中国传统儒学的许多内容,并与伊斯兰教的有关内容结合起来研究人性.本文从<天方性理>关于人性问题的论述到中国儒学在人性问题上的探讨做一比较研究来说明<天方性理>是将儒家之道与天方之经"择其理同而义合者"编纂而成.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从儒学到玄学——以王弼玄学的生态智慧为例

魏晋玄学是对汉代儒学的正本清源,而并非是对儒学的简单否定。通过会通儒道的方式,玄学完成了对儒学的继承与革新。作为魏晋玄学最重要的开创性人物,王弼在对生态智慧的阐释中,一方面吸收了儒家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从道家思想中汲取营养,强调人类应该因顺自然,充分地体现了儒学对玄学的继承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