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佛关系的澄清与拓展——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自汉平帝永平年间佛教东传中土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之间便开始了数千年的相互激荡与相互融摄,儒佛交涉从此开始.历经了汉唐的磨砺鼓荡,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也日益精密.     

《孔子家语》与中华文明研究新视野

《孔子家语》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书”：若论其在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中的价值，可以说罕有其匹；如论其在中国学术史上遭到的怀疑，亦堪称首当其冲。但是，近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证明，《孔子家语》确为先秦旧籍。鉴于《孔子家语》的内容、体量及相关学术问题，其价值绝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以资印证校验《论语》等早期典籍文献的记载。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也是对历代学者研究得失的一个很好检验。     

从《五经正义》到《五经大全》──关于唐、明二代经学统一的比较

唐太宗时由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 经正义》，以及明成祖时由胡广主持编纂的《五经大全》，是中国经学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对 经学文本的统一。《五经正义》的编纂是为了解决“文字多讹缪”，和“儒学多门，章句繁 杂”的问题，为科举考试提供一个统一的文本。因此他们首先对注家和义疏进行严格的筛选 和比较，并以“疏不驳注”的原则处理二者的关系。《五经大全》则是为了用程朱理学纲纪 人心，因此在对文本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在内容上墨守程朱，在编纂上疏于考证， 舛误向仍。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     

德与才的较量:从“唯才是举令”到九品中正制

从儒学史的视角看,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是为了解决选人的依据问题。察举征辟制选人有重"德"的偏向;曹操"唯才是举令"则明确重"才"。两种用人观在争论、颉颃中逐渐走向并存。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正是将两个依据的并列地位给予了明确的、制度性的规定。九品中正制摒弃了已被察举征辟制的实践证明,会产生对德行无限高扬的不可控的做法,而主要立足对违德的惩戒,从而更深入地维护了儒家的伦理规范。     

推动多元宗教对话与和谐共存——张践教授访谈

学者档案张践Zhang Jian汉族,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家宗教局特聘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尼山圣源书院院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会甘肃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出版著作:《中国宗教通史》(合著)《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史》(上下卷)《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宗教·政治·民族》《民族宗教的社会理论考察》《儒学与中国宗教》《国学基础知识问答》《中庸读本》等20余部,发表了《儒教与中国政治》《儒家宗教观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月印万川、理一分殊和分映万灯背后的共同价值》等论文200多篇。     

传统大文艺观视阈下的正大书风

正大书风的美学品格是什么?众所周知,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是儒、释、道,在此基础上,将站在传统大文艺观的层面展开分析和探究。文艺观说明文学、艺术审美观始出同源,传统大文艺观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对文学艺术进行美的评价。分析书法的美学品格,人品即书品论是第一要义,然后才能分析书法的传承和艺术风格。颜真卿、柳公权、伊秉绶无疑为正大书风的代表者,因此从对他们的研究出发,进一步剖析正大书风的美学品格。     

儒学发展一主一辅两条线索概览

两千多年儒学发展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是道德践行，辅线是道德存有。前者的主题是人如何成德成善，内部呈现为“一源两流”的格局，其中“一源”指孔子，“两流”分别指以孟子、象山、阳明为代表的仁性之流，以及以荀子、伊川、朱子为代表的智性之流。后者的主题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两条线索有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道德践行之主线决定人成德成善，有了道德的人会以善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从而产生道德存有之辅线；道德存有之辅线形成后，染有道德色彩的天反身又成了道德的形上根据，从而大大加强了道德践行之主线的力量。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个谱系中有自己的定位：就主线而言，它不再局限于心学的立场，而是回到了孔子之“一源”,以聚合“两流”;就辅线而言，它不再以天讲人，而是以人讲天，不承认天是形上实体，回归了人之一本。合而言之即是：立法三分，聚合两流；倒转天人，终归一本。     

“常惺惺”的儒学化演变

"常惺惺"本是佛教禅宗的修行方法,最早由谢良佐引入儒学,到朱熹正式将其纳入理学工夫论体系,再到陈淳胡居仁等人结合天理论对"常惺惺"作出形上学阐发。"常惺惺"经由理学家的援引与重新诠释,其思想内涵发生了很大改变,逐渐完成了禅宗概念儒学化的演变过程。     

现代化浪潮中的儒学德育实践——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化发展浪潮的大背景下,为应对因"西化"引发的道德和认同危机,新加坡政府从国家、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旨在以儒家思想重新唤起社会的道德伦理,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撰成课本在学校里当成道德科目教材的国家,新加坡汲取儒家思想精华作为道德教育资源的具体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根据研究主题及关注重点的不同,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三个时期,对学界关于"儒家伦理"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考察,力图在探寻新加坡道德教育规律的同时,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