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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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经济伦理及其对儒学的调适

当耶稣会士首次向中国读者传播天主教经济伦理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受到儒学传统熏染、并正在受到利益关系严重腐蚀着的晚明社会.耶稣会的"适应"策略指引他们走上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协调的道路,他们充分利用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差异,巧妙地周旋于西学与中学当中,一方面继承了中世纪禁欲主义传统,主张"弃绝财货";另一方面则发挥了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物尽其用";在消费观上揉合中西,倡导中庸之道;并大胆传播天主教的爱德,呼吁"广施博济".耶稣会神父们的这些努力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     

试论儒学是一种宗教——从《论语》看孔子的信仰

儒学究竟是一种社会伦理还是一种宗教，在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论。本文以儒家经典《论语》为对象，考察了其中的天命观、神灵观，认为儒学有对神圣物的明显的信仰。因此，儒学是宗教。     

跨文化语境下儒学研究与传播的三个维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使儒学置于一种跨文化语境中。我们要以更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儒学,从文化传承维度、文化对话维度和文化渗透维度推动儒学研究与传播。文化传承维度主要从文化的纵向发展出发,挖掘文化主体的内部驱动力;文化对话维度主要从文化的横向发展出发,分析文化主体的外部环境;文化渗透维度主要从文化的立体层面出发,探讨文化对不同层次生活的影响。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文明对话视域下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论说——试论杜维明对儒学的创造转化之途

杜维明教授的"文明对话"思想作为其理论上的一大创见,与其"儒学创新"活动密切相关.他通过深究文明对话与"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关系,论证了儒学若要走出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一种多元开放的、对话的文化交流态度必不可少.杜维明认为,当代所涌现出的全球文明对话思潮尤其对现代儒学的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更为儒家文明传统的现...     

康有为、梁漱溟的儒佛观与人类终极存在之想象

康有为、梁漱溟是晚清民国推动传统儒学转化创新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对康有为的学问与为人都极其反感,但是客观来看,两人有不少相似性:性格上两人都是狂者型思想家,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两人都有极深的影响,但是两人又都反对近代一度盛行的佛教救国论,认为儒学才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所需要的。他们都认为在比较遥远的未来即进入大同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会迎来佛教大盛的时代。两位大儒一定意义上都以佛学为人类存在之终极归宿,确实有些吊诡和匪夷所思。梁漱溟终身茹素,晚年一再声称自己是佛教徒,他是本着大乘佛教的精神来阐发儒学的一些人生价值的。就对孔子儒学全面把握的广度、深度与推动儒学转化创新的贡献而言,康有为的历史影响要更大、更为深远。儒学是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其普遍价值与永恒魅力将"并三光而永光",康、梁以佛法为人类存在之归宿,只是想象。     

保国、保种与保教:近代文化问题与当代思想分野

作者以中国近代史保国、保种和保教的问题或危机为背景,对变技、变政和变教的应对措施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国、种、教三者是一个互相勾连、双向作用的系统.以此为基础,作者试图在保种派、保国派和保教派与当代思想界自由派、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建立某种思想谱系上的连接,展开自己的分析.文章认为,从这一关系结构理解今天儒学的建构,应该有一种结构的观点或意识,既反对原教旨论将儒学核心命题道体化、形上化,如此则作为其衍生的整个系统因本体化而趋于封闭;也反对自由派将其知识化,割断其与主体的勾连.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沉痛悼念陈启智先生

<正>儒学研究知名学者、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陈启智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27日在济南逝世,享年66岁。陈启智先生祖籍山东淄川,1949年3月生于济南,幼承庭训,聪敏好学,虽历经坎坷,但勤学不辍,198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1年至1983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进修,受张岱年先生之教诲,得窥中国儒学之閫奥。多年来,在儒家思想尤其是隋唐儒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承担"儒家思想与东亚模式"、"儒家理论的系统研究"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