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感判断力:理解儒学的心之能力

Mou Zongsan incorrectly uses Kant’s practical reason to interpret Confucianism. The saying that “what is it that we have in common in our minds? It is the li 理 (principles) and the yi 义 (righteousness)” reveals how Mencius explains the origin of li and yi through a theory of common sense. In “the li and the yi please our minds, just as the flesh of beef and mutton and pork please our mouths,” “please” is used twice, proving aesthetic judgmen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ing Mencius. An analysis of Zhu Xi and Wang Yangming’s ideas will show that Confucianism should be interpreted by appealing to aesthetic judgment, and a discussion of Kant’s theory of judgment and Gadamer’s critique of Kant’s theory will support the same point. The conclusion is that Chinese moral philosophy should be interpreted through aesthetic judgment.     

儒家生命伦理学何以可能?

儒家生命伦理学是否可能,是目前生命伦理学界争论的一个话题。对这一问题最有代表性的诘难是对儒学能否作为我国生命伦理学的思想基础以及儒学能否提供构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性基础的质疑。本文回应了这两个问题,并且认为儒家生命伦理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同时分析了儒学与生命伦理学会通的可能性及意义。     

儒学与经世: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事功精神

事功精神是南宋儒者薛季宣受时代影响最为深刻的精神特质。由于薛氏特殊的身世经历,它在秦桧专权的压制氛围中形成,经历了武昌任官的考验,在地方士大夫群体中疏离政府的倾向与孝宗初期的功利风气之间左右抵挡,彰扬了以儒学经世的实践信念。事功精神能够发挥儒学对政治现实的道义批判性,但对政府路径的依赖成为其内在的限制,造成难以克服的困境。他和朱熹等道学家之间的分歧,则代表了南宋儒学内部迅速而剧烈的分化变动。其中,经世取向的选择对儒家精神的体认具有重要意义。     

柳宗元是儒学的伟大改革者

柳宗元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凡是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或者读过一些古书的老人都知道的。至于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知道的人就要少得多,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很一致。在十年动乱时期,表面上把柳宗元捧得很高,把他封为“法家”,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柳宗元,把他的形象歪曲了。应该说柳宗元是个儒家,是“孔子之道”的忠实追随者。但他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儒家,是个儒家的改革者。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个伟大的改革者。柳宗元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至少不应比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低。     

早期儒学面对20世纪的恶——对非洲伊克部落的一种哲学个案研究

一个叫做伊克(IK)的非洲部落在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不断引起争论。这个部落向所有对人性抱有希望的看法提出了一个问题。儒家传统对人性是抱有希望的。事实上,它由如下信念来表征,即相信:人类拥有“义”。据埃姆斯(Roger T.Ames)对儒家的解释,“义”是人“达到道德正直的潜在能力。而且,儒家相信,所有的人本性相同;他们的差异是一个教化和训导的问题……。”     

儒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和杜维明先生对话

本文针对杜维明先生《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一文所提出的问题,指出,儒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是中国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明代儒学留给我们的历史遗命

明王朝是前现代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所建立的专制王朝,而明代儒学又代表着宋明理学发展的高峰.在明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鉴于元亡的教训,明王朝形成了更为集权之专制体制,这就使得两宋以来儒家的得君行道传统难以为继;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朱子学也就不得不裂变为以格物致知为重心的心学与以探讨理气关系尤其是理之具体存在为重心的气学...     

董仲舒哲学的历史角色

用某国的哲学作为标准,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或者都是糟粕,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中外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有些人却因此走向崇洋媚外,盲目全盘否定中华文化,使民族文化失去自信,没有了复兴的基础。孔子创立儒学,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达数千年之久。儒学中有精华,故能流传长久。由于儒学等文化的支撑,使中华文化连续不断。董仲舒被誉为群儒首,对此贡献巨大。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