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源的概念

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的概念来源于美国心理学家Rotter的社会学习理论，现已被众多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作为一种人格特点，控制点是指个人的行为有效控制和驾御外部环境的期望，它有内控和外控的个体差异。一般认为，内控的倾向     

临床诊疗与整合之我见

我们应当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近年来现代医学的进步与变化，既要肯定它的成绩，也要指出它的不足和所带来的问题。医学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决非在短期内都能解决的。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这一百余年，现代医学发展很快，尤其是外科和预防医学的成就更大。脊髓灰质炎没有了，麻风控制得很好，霍乱、鼠疫等过去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疾病也得到了控制。     

单亲家庭抚养纠纷的法律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职能的转移,法律从“无为而治”开始逐渐地渗透到家庭的抚养领域。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离婚、非婚同居等增多,单亲家庭大量涌现,造成抚养纠纷大幅度增加,驱动着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对家庭领域的法律控制、对“边缘儿童”②更多的关注以及对整个抚养制度的重新建构。     

谨防极端·消除异端·防止邪教——极端、异端与邪教的差别

近几年来,极端、异端和邪教在我国的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有些是死灰复燃,沉渣泛起,有些则是新兴的.他们秘密活动,散布谣言邪说,蒙骗群众,骗取钱财,摧残信徒的身心健康,扰乱社会秩序,对当下的教会造成了破坏与消极的影响.     

论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与晚清政权衰败化

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是晚清政权衰败化的表现 ,也是其进一步衰败化的原因。儒学价值观权威的逐步丧失导致晚清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儒学教育被取代削弱了晚清政权的政治整合功能。作为儒学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科举制的废除带来了晚清精英录用的困境 ,而儒学社会化强抑制机制弱化造成晚清意识形态的失控。     

控制官僚:中国模式及其演变

控制官僚一直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国际学术界对此已有大量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对话。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使得很难直接运用该领域已有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控制官僚的机制和模式进行分析。从"控制"和中国背景下"官僚"的含义出发,运用概念性构型的方法,控制官僚的模式可以区分为内部约束性控制、内部引导性控制、外部约束性控制和外部引导性控制等四种类型。运用这一类型框架进行历史性的审视,可以发现毛泽东时代主要运用内外部引导性控制模式;邓小平时代发展起较为系统的内部约束性控制机制;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则综合运用了四种控制模式。综合控制模式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严重的信息困境。改变权力的单中心结构是突破困境的根本路径。     

孔子仁与礼的管理学诠释

仁与礼是孔子为重构有序而合理的社会管理体系而确定的两种管理控制手段和两个阶段性目标。就前者而言，仁着眼于内在精神价值的提升对管理人加以激励；礼则强调外部组织原则对管理人的规范制约作用；就后者而论，“天下有道”这一总目标的实现，必须经过仁治和礼治两个重要阶段。尽管仁与礼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范畴，但被孔子纳入精心构筑的思想体系后，二者便相互制约、转化，并在特定的条件下相等一，从而构成内外互动、辅成统一的管理控制机制，共同对管理人在多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具体要求。     

浅析里姆斯基·柯萨科夫《降B大调长号协奏曲》演奏技巧方法的教学应用

分三个乐章讲解在演奏这首《降B大调长号协奏曲》遇到的有关气、舌、唇、手的灵活的运用和完美的结合，呼吸的强弱不同变化以及与唇的风口变化等因素、手腕的连贯动作，再加上手臂的合理运用和完美组合，才能体现出内在的气息流动和语句的抑扬顿挫。针对每个乐章中所遇到的一些技巧问题（如把位的移动、跳音、连音、颤音、气息等）如何运用加以详细的讲解，从而让我们更为清晰的演奏这首《降B大调长号协奏曲》。     

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学校适应的关系：基于交叉滞后的分析

使用父母心理控制问卷和教师评定的学校适应量表对503名小学儿童进行三次测查，考察父亲/母亲心理控制与儿童学校适应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和性别差异。结果发现，(1)随年龄增长，儿童学校适应越来越好，女生的学校适应好于男生，父母对儿童的心理控制逐渐减少；母亲对儿童的心理控制水平显著高于父亲，父亲对男生的心理控制水平显著高于对女生的控制；(2)父亲/母亲心理控制均与儿童学校适应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同时性和继时性负相关；(3)潜变量交叉滞后分析的结果显示，父亲/母亲心理控制与儿童学校适应之间的动态关系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作用模式：母亲心理控制与儿童学校适应在T1、T2两个时间点上存在相互的负向预测作用，父亲心理控制与儿童学校适应之间则存在循环作用，即T1儿童学校适应显著负向预测T2父亲心理控制，T2父亲心理控制显著负向预测T3儿童学校适应。     

智慧时代的螺丝钉：机器人凸显对职场物化的影响

在“工具人” “打工人” “社畜”等流行语风靡职场的当下, 职场物化已然成为了一个亟需探讨的话题。而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人在职场中的使用日益增多, 机器人产生的职场效应也值得关注。因此, 本项目旨在探讨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 机器人渗入职场是否会产生或加重职场物化现象。基于群际威胁理论和补偿控制理论, 我们假设职场中的机器人员工凸显会增加职场物化。项目采用实验、大数据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首先考察机器人员工的凸显是否会增加职场物化, 初步验证影响效应; 然后探讨机器人影响职场物化的中介机制, 试图发现感知威胁和控制补偿的链式中介效应; 最后从个人、机器人和环境三方面分别考察其对机器人影响职场物化的调节作用, 并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探讨对职场物化的干预策略。对本项目的探索有助于结合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人发展背景, 前瞻性地了解人工智能在职场中可能的负面影响, 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