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创造生命”吗？

人造细胞是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人造细胞及其衍生出来人造生命的伦理问题也备受关注,关于是否应该继续研究人造生命,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各执其词。以克莱格·文特“创造人造细胞”事件为切入点,回顾了人造生命的历史,简要介绍人造细胞的产生过程,分析人造细胞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同时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为医学伦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维度与角度,让人们对人造细胞产生的道德问题做出更全面的判断。     

EGFR突变NSCLC二线TKIs治疗优化选择

恶性肿瘤的治疗已经进入驱动基因指导下的个体治疗时代,肺癌患者应该进行多基因检测,特别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EGFR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如果一线接受了化疗,二线应该选择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一酪氨酸酶抑制剂（EGFR—TKIs）。EGFR基因突变的NSCLC患者一线EGFR—TKIs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应该是个体化合理选择,包括局部放疗、化疗和继续EGFR—TKIs。目前一代和二代EGFR—TKIs药物之间未见到显著疗效差别。第三代EGFR—TKIs是目前的EGFR—TKIs耐药后的最有希望的选择,特别是针对T790M突变耐药。     

自尊的遗传性:来自双生子研究的证据

自尊是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迄今已有许多研究从行为遗传学角度探讨自尊个体差异的来源。通过梳理现有关于自尊的双生子研究,发现:1)自尊有中等的遗传度,其个体差异来自遗传和非共享环境;2)遗传对自尊的稳定性有较大作用;3)自尊与认知、情感的联系主要源自共同的遗传基础。总之,遗传对自尊具有重要影响。未来双生子研究可拓展到自尊波动性、内隐自尊等领域,并考虑极端人群的遗传特异性和文化对自尊遗传性的影响。     

『书圣』之智

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备精诸体，草、隶、正、行，皆能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世称“书圣”。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无人不晓，他过人的智慧却鲜为人知。 王羲之出身名门，其家族与谢家并称“王谢”，为六朝财代的望族。他父亲王旷，官至淮南太守，与王导、王敦同为光禄大夫王览之孙。王羲之的这两个堂伯父因拥戴晋元帝有功，均为东晋重臣．王导为丞相，历仕元帝、明帝、成帝三朝，执掌朝政。王敦则因功升任大将军、荆州牧，久握兵权。少年时代的王羲之，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深得这两个堂伯父的喜爱。大将军王敦经常带王羲之到军营中去玩，有时候王…     

对热休克反应的哲学思考

生物细胞在受到各种有害因素刺激后,会发生一种应激反应,其间细胞内的正常蛋白质合成受抑,而合成一些新的蛋白质,这种现象及所合成的蛋白质被称之为热休克反应和热休克蛋白。研究发现,热休克反应是生物细胞对环境因素的适应性反应,并广泛存在于从原核到真核生物的生物体内。对人类而言,其功能是多样的,利弊共存,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关系     

胞外体认识之新进展

胞外体是由多种细胞分泌的一种膜性小囊泡,参与多种生理及病理生理过程。近年研究发现,由抗原提呈细胞分泌的胞外体富集MHCI/II类分子、协同刺激分子、热休克蛋白70~90等多种生物活性分子于一身,在体内外免疫调节中起关键作用。就胞外体的基本特征及其作为一种新型的亚细胞疫苗在抗肿瘤和抗病毒免疫中的应用前景予以综述。     

通过打破抗原特异性T细胞免疫耐受控制慢性HBV感染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诱导机体抗病毒免疫应答,若不能对病毒有效清除,体内抗原特异的CTL降低,出现抗原特异性T细胞免疫耐受,造成慢性肝脏炎症。分析HBV感染时抗原特异性T细胞免疫耐受机制,并通过打破免疫耐受预防HBV感染。     

行为遗传学研究之新进展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遗传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定量遗传学方面,共享环境和非共享环境概念的引入深化了人们对环境作用的认识;对于环境和遗传关系,不仅认识到基因型-环境的交互作用可能存在三种形式,还揭示出遗传对环境测量的影响——基因型-环境的相关。分子遗传学作为新兴的研究途径,目前以寻找基因为主,将来则以认识基因如何工作为重。行为遗传学的发展前景将是定量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以行为基因组学为中心的整合。     

从细胞凋亡看生命的选择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细胞凋亡是细胞在基因控制下生理性、主动性的死亡方式,对维持整个生命有重要的作用,是生命的自主选择.这一认识改变了人们对死亡的传统理解.死亡不只是生命的终结现象而是伴随着整个生命的始终.细胞凋亡的理论为某些疑难疾病的防治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