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民主与人的全面发展——论马克思对弗格森《市民社会史》的解读主旨

亚当·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对马克思影响甚深,但是学术界对二者的联系,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力图淡化。因之,在对马克思与弗格森关系的研究中还存有诸多空白和疑问。本文力图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联的基础上,指认出二人不容忽视的历史关联,并从分工、民主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视角解析出马克思阅读弗格森《市民社会史》的主旨:马克思有些偏爱地认同亚当.弗格森对分工的预断,却只是批判地认同他对民主的诉求,这两种不同的接受和阐释方式都将在人的全面发展主题上得到深入理解和把握。     

关于宗教工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这样说北大核心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充分发挥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适应新时代统一战线形势任务,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落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举办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广泛汇聚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同心共圆中国梦的信心力量。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它作为"伦理实体"的一个阶段,肩负由家庭伦理实体向国家伦理实体的自然过渡;"市民社会"也涵盖经济体、公共领域和社会与国家的统一体等多重含义;并最终构成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自由及其定在"的一个环节。     

在恭迎佛陀顶骨舍利莅澳供奉瞻礼祈福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2012年4月30日)尊敬的各位大德法师、各位长官,各位护法善信、居士:今天是澳门开埠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大盛事,让全澳市民有缘顶礼佛陀顶骨舍利,藉此祈福如意吉祥,是千载难逢的大事。     

民族精神的危机及其哲学救赎的限度——青年恩格斯对德国市民社会的批判性思考

恩格斯的城市研究被誉为“对19世纪的工业城市所作的最有影响力的阐述”。青年恩格斯对巴门、埃尔伯菲尔德、不来梅和柏林等德国城市市民社会的批判性考察，既是其城市研究的开端，又是其思想成长的起点。恩格斯认识到，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并不全然带来思想启蒙，它对城市底层劳工的肉体和精神伤害导致了萦绕不去的宗教“旧蒙昧主义”;城市的商业“自由”本质上是“金钱贵族”的自由特权，衍生了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信仰迷失等精神危机；德国市民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危机的具体表征。由于德国哲学难以与德国现实及其变革需要之间实现整合，德意志民族精神危机的哲学救赎始终存在限度。因此，德国哲学精神应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现实变革中获得进步和救赎。青年恩格斯对德国市民社会的苦难和危机的现实考察，为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做好了铺垫。     

"爵禄或刑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稷下先生们的身份不是官僚而是学者，因此，对于齐国的灭亡，他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这一责任当然应由统治者来承担，这一点不容混淆。秦国的统一非常短暂，对其胜利的意义不宜无限夸大。秦亡除了不重视文化，最直接的原因是其法家政策。典型的法家思维认为，君主以外的任何人若想生存，无非“爵禄或刑罚”两条道路，这是非常愚昧的专制、集权思想，必须建立起“市民社会”以制衡之。     

温州市道协组织学习十七大会议

2007年11月9日,温州市道协在水心道观召开学习十七大会议暨教务检查总结会议。温州市民宗局陈素娟同志、鹿城区绣山街道、各县(市、区)道协负责人以及重点宫观负责人等50余人参加会     

反思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90年代初从西方传入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认识、诠释和评判中国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新视角。但该理论并没有完成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核心概念包容性太强、界定不清;二是在实际研究中以西方历史为坐标标注中国历史与现实而忽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三是该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时空和研究层面过于狭窄、学术成果片面;四是中国论者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说”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     

望月清司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

一望月清司市民社会理论前史日本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其标志是1941年高岛善哉的《经济社会学的根本问题》(日本评论社)、1943年大河内一男的《斯密和李斯特》(日本评论社)和1943年大冢久雄的《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时潮社)。前两者都是以17世纪中叶英国市民革命到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这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一理论中 ,一些见解的深刻性、客观性和积极意义 ,不容低估。就其的缺陷而言 ,除了完全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这一根本的局限性以外 ,尚有两个较重大的缺陷值得我们深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