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危机及其哲学救赎的限度——青年恩格斯对德国市民社会的批判性思考

恩格斯的城市研究被誉为“对19世纪的工业城市所作的最有影响力的阐述”。青年恩格斯对巴门、埃尔伯菲尔德、不来梅和柏林等德国城市市民社会的批判性考察，既是其城市研究的开端，又是其思想成长的起点。恩格斯认识到，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并不全然带来思想启蒙，它对城市底层劳工的肉体和精神伤害导致了萦绕不去的宗教“旧蒙昧主义”;城市的商业“自由”本质上是“金钱贵族”的自由特权，衍生了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信仰迷失等精神危机；德国市民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危机的具体表征。由于德国哲学难以与德国现实及其变革需要之间实现整合，德意志民族精神危机的哲学救赎始终存在限度。因此，德国哲学精神应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现实变革中获得进步和救赎。青年恩格斯对德国市民社会的苦难和危机的现实考察，为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做好了铺垫。     

"爵禄或刑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稷下先生们的身份不是官僚而是学者，因此，对于齐国的灭亡，他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这一责任当然应由统治者来承担，这一点不容混淆。秦国的统一非常短暂，对其胜利的意义不宜无限夸大。秦亡除了不重视文化，最直接的原因是其法家政策。典型的法家思维认为，君主以外的任何人若想生存，无非“爵禄或刑罚”两条道路，这是非常愚昧的专制、集权思想，必须建立起“市民社会”以制衡之。     

温州市道协组织学习十七大会议

2007年11月9日,温州市道协在水心道观召开学习十七大会议暨教务检查总结会议。温州市民宗局陈素娟同志、鹿城区绣山街道、各县(市、区)道协负责人以及重点宫观负责人等50余人参加会     

反思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90年代初从西方传入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认识、诠释和评判中国历史与现实提供了新视角。但该理论并没有完成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核心概念包容性太强、界定不清;二是在实际研究中以西方历史为坐标标注中国历史与现实而忽视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三是该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时空和研究层面过于狭窄、学术成果片面;四是中国论者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说”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     

望月清司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

一望月清司市民社会理论前史日本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其标志是1941年高岛善哉的《经济社会学的根本问题》(日本评论社)、1943年大河内一男的《斯密和李斯特》(日本评论社)和1943年大冢久雄的《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时潮社)。前两者都是以17世纪中叶英国市民革命到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这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一理论中 ,一些见解的深刻性、客观性和积极意义 ,不容低估。就其的缺陷而言 ,除了完全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这一根本的局限性以外 ,尚有两个较重大的缺陷值得我们深入把握     

解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难解之谜——“生产关系”概念与“交往形式”等术语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既多处使用了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些术语,又多次使用了生产关系概念(据我统计,至少使用十一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些术语与生产关系概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难解之谜。本文为破解这个难解之谜做些尝试性的探索,不当之处请理论界的同仁、特别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有关同志批评指正。     

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成果——评《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视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是有区分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各自所依据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有着程度上的差异.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我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一书在日本出版于1973年,2009年该书在中国出版。在这里,我想就写作该书的一些背景和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一背景     

市民社会的德性之维: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在思想史上,civil society是一个复杂、多义而又不断流变的概念与范式。德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术语在凸显与强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界分的同时,不同程度上忽视与舍弃了civil society的丰富内涵与多维视野,尤其是18世纪以休谟、斯密、弗格森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者在"共同体"向"社会"转型之际从德性的维度对市民社会所做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