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自治州农民增收的难点及对策

有关数据显示,2000年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364．22元,其中,种植业收入714．16元、林业收入56．55元、牧业收入573．55元、服务业收入14．54元、储蓄利息收入0．88元,其它收入4．54元。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99年增加36．22元,比1992年增加854．22元。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永远的主角

我有一位影视界的朋友,是那种难得的不浮华的女人。一次,我们谈及一个正走红的导演,她淡淡地说:“虽然他目前的市场状况挺好,但就我看来,也不过仅此而已,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发展。”     

俄勒冈健康计划：配给是否理性？

俄勤冈健康计划将医疗保健重点从覆盖谁转移到覆盖什么，从而引起全国注意。在一些领域内的保险改革推动了这种转移。这些改革中最有争论的是保险计划通过立法机构来制定一个医疗服务轻重缓急的清单。利用这种清单是不是一种配给，对此有争论。俄勤冈健康计划代表着一个负责的卫生政策将事实与公众的价值结合起来周密考虑。     

“法”与“术”: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之探微

数字经济平台以数据作为竞争基础,依托算法等技术扩展竞争优势,已成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主体。近年来大型数字经济平台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层出不穷,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难点颇多。数字经济平台处于动态市场结构中,难以适用趋于静态考察的市场份额推定方法;同时,数据的竞争属性也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实践中被忽略。因此,需在遵循《反垄断法》这一"法"基础的前提下,结合数字经济特性调整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宜重点从市场进入壁垒与市场扩张壁垒角度进行精细化分析,审慎分析竞争相关数据获取及运用能力,此即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之"术"。     

基于传统艺术元素的动画形象及其衍生产品

所谓衍生产品,即以动画的角色形象为核心概念开发出来的一系列产品。由此可见,成功的动画形象是提高衍生产品竞争力的关键。而一个优秀的动画形象能够开发出大量的衍生产品,囊括服装、饮食、玩具、生活用品、收藏品、电子网络等。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渎职罪

随着“风险刑法”理论的兴起，社会风险与日俱增，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进一步受到重视，刑法法益的保护提前化倾向愈加明显。在渎职犯罪领域，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在呼唤着将“抽象危险”的概念引入到渎职罪章中，这也是刑法在剧烈的社会改革中时俱进的的表现，然而“抽象危险”的概念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与我国当前的发展实际，进行合理地扩张。     

浅析影响建筑企业发展的因素及应对措施

我国建筑业的发展看似红火，其实竞争非常激烈，大部分建筑企业都面临着持续发展的艰巨任务，每一个运转良好的建筑企业都有一套独特的战略，这样的企业能准确地预测市场趋势，因此说对市场环境准确及时的反映是一个建筑企业赖以生存的法宝。     

从赞助人到近代版权制度

人类的文化生产活动始终是在一定的文化运行体制中进行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文化赞助人和赞助模式。本文通过对文化赞助人概念的辨析和文化赞助模式的分类研究,讨论了赞助人对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不同赞助模式的形成背景和内涵特征,由此来分析在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下,主流赞助制度由私人赞助向市场体制赞助的转变过程中,文化产品商品属性的确立以及文化市场的形成过程,新的文化中介商和文化消费群体的出现,以及文化生产者身份、地位及其物质与人身保障制度的变革需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在市场赞助模式形成过程中近代版权制度的萌芽及其最终形成与确立。     

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写作背景与核心问题 《文化、权力与国家》基于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运用微观的视角进行分析,阐述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互动关系。杜赞奇认为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乡村社会,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并不完全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