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双文化认同整合和文化适应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考察双文化认同整合、文化适应压力在文化智力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采用文化智力量表、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文化适应压力量表和幸福感指数量表对799名少数民族预科生进行调查。研究显示:(1)双文化认同整合是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2)文化适应压力是双文化认同整合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因此,双文化认同整合和文化适应压力在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这表明双文化认同整合和文化适应压力是影响文化智力与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因,研究结论对提高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价值。     

大学生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探究大学生共情、幸福感和神经质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为促进大学生利他行为提供依据。采用方便取样,选取辽宁省某高校选修课程学生273名,完成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神经质人格问卷、幸福感指数量表和大学生利他行为问卷。结果显示:(1) 神经质在共情和利他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情既对利他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神经质间接地影响着利他行为;(2) 幸福感是神经质部分中介共情和利他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幸福感调节的是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即共情通过神经质对利他行为的间接效应受到幸福感的调节。具体的说,相对于低幸福感的大学生,间接效应对于高幸福感的大学生更加显著。因此,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对增强大学生利他行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活力：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

活力是指个体能够运用身体和心理的能量, 展现富有生机的精神面貌而且行动有力。当个体有活力时, 会体验到源自自体的一种激情、生机和能量。活力的典型成分是能量、警醒和生机。当前, 活力对个体的影响研究主要体现在身心健康、工作和学习领域以及人生幸福等方面。对活力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锻炼、冥想、外在物理环境以及人际环境等方面。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加强对活力的理论建构、深入开展实证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本土化研究。     

追求积极情绪可能导致消极后果及其机制探讨

近年来有关研究发现了追求积极情绪可能给个体带来消极后果, 即个体越追求积极情绪, 他们很可能越体验不到幸福, 并称之为“追求积极情绪的悖论”。当个体把追求积极情绪作为目标时, 可能会(1)为个人的快乐设定过高的标准; (2)通过不恰当的活动去获得快乐; (3)监控获得快乐的过程, 妨碍了沉浸体验。这三个心理过程导致了“追求积极情绪的悖论”。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关注：(1)全面揭示追求积极情绪的后果; (2)揭示追求积极情绪导致消极后果的生理神经机制; (3)追求积极情绪的跨文化研究; (4)探索正确追求积极情绪的方式。     

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与主观幸福感

采用问卷,调查了在澳大利亚的144名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社会取向及主观幸福感。结果显示,随着文化融入的进程,中国留学生对澳大利亚主流文化认同增强,对中国文化认同减弱;文化融入进程对个体取向没有显著影响,但通过主族和客族文化认同间接地减弱集体取向;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取向均可直接影响其幸福感;文化融入进程可直接影响中国留学生的幸福感,并可通过文化认同和社会取向对其幸福感产生间接的影响。     

城市新型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的是关于我国城市商品房小区居民管理组织的首次社会学调查,根据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新型社区和业主的主要特征、业主对新型社区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看法、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主要特点以及业主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最后,提出了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商品房社区管理体制和积极支持与培育居民民主自治的能力、健全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看法。     

江西上饶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为了研究江西上饶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状况和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上饶市居民进行了测量。生活满意度是指对现实生活质量（包括物质与精神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其认知和情感的影响。不同职业和婚姻状况的居民在生活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居住地的居民在生活满意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国内有关研究看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对国内46篇涉及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经c2检验发现, 大多数研究表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其中幸福感最低的是经济上相对较差或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 少数研究显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 其样本来自经济发达省市或是收入有保障的群体; 还有研究表明相对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经济状况。因此, 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 关注民众非物质需要的满足, 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 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各阶层民众的幸福感, 促进社会和谐。     

大学生勇气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健全人格理论基础上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勇气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及其调节因素。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重庆市550名18～28岁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让其自我报告勇气、主观幸福感、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等情况。多元回归分析表明：（1）大学生勇气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大学生勇气通过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3）该间接效应受到性别的调节,即女生的间接效应比男生更显著。研究结果验证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勇气具有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功能,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关系背后可能的作用机制。     

动机在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

本研究基于调节定向理论,以476名有效被试的测量数据,从动机的作用与影响来解释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争议。结果发现：尽管（1）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但（2）两者间,促进动机有部分中介作用,预防动机无显著中介作用;故（3）高自我控制者也未必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动机是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间的重要中介因素,不同动机导向的作用是造成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争议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