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     

当代反实在论的语义分析走向

随着"语言学转向"的不断深入展开及其所产生的强烈效应,语义分析成为当代反实在论重要的一种分析方法,从而也将语义分析方法从句法理论的边缘地位转变成语言学研究中的核心角色.     

乡村景观营造下诗性景观文化研究——基于浙东唐诗之路的历史考察

浙东唐诗之路,是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通过对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古村落与自然环境进行调研,挖掘其中蕴含的地域文化,分析在乡村景观营造过程中人、景观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提出利用文化转向的方式,对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乡村景观进行改造,增强景观人文属性,形成具有乡土气息的景观文化,从而带给人更具有诗性美感的景观感受。     

宋代道教咒语的话语分析与历史转向

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宋代道教咒语的语言范式、语言特征与功能机制,阐释其反映出的特定道教观念与思想理论转向,探讨道教咒语与宋代大历史之间的互动交融。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宋代道教咒语发生了承前启后的历史转向。为了满足信众降福消灾的世俗需求,宋代出现了大量带有巫术色彩、凸显道士权威的道教咒语;道教法术与内丹理论的融合使得道教咒语往内修、炼炁、天人合一的方向靠拢,体现出强烈的内炼外法的倾向。与此同时,为了迎合朝廷的权威,道教咒语不仅规避与当朝政治辞令相重合的内容,且分化为两种话语风格,以使得在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中传播。宋代道教咒语不断应对变化中的时势,积极采取不同的语言策略适应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在话语变化中突破困局,构建道教咒语文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语言转向和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深入发展

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自我批判的产物,对西方心理学摆脱"康德式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为理论背景,分析了由此引发的西方心理学研究主题、线索和路径变迁。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是语言转向的三种方式,共同实现了20世纪的语言转向,影响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变迁,推动心理学关注语言建构和文本陈述,激发新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     

从苏格拉底转向看伦理学的性质与功能

在笛卡尔之前,西方哲学的基调主要是由苏格拉底奠定的。苏格拉底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转向,通常称之为伦理学转向。受阿那克萨戈拉启发,苏格拉底放弃了早年从事的自然哲学研究,转而在灵魂层面寻求真理。通过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伦理学与自然哲学进行比较,能够进一步看清苏格拉底发生哲学转向的原因和意义。他一方面扭转了真理探究的方向,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伦理学以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如果说"善"理念是苏格拉底的形而上学,那么,伦理学就是通达这一形而上学真理的方法论。这种哲学观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古代哲学,与之相对照,笛卡尔方法论转向以及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合法性则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反思的。     

《周易》经传超越观念的轴心转向

余英时把“轴心突破”归于“内向超越”,肯定“轴心时代”带来了个人精神的觉醒,但他忽视了神圣超凡存在者“天”或“帝”失落所造成的理性的僭妄。在超越观念上,“轴心时代”表现为“外在超越”逐渐转向“内在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的“轴心转向”。“轴心转向”在中国早期《周易》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易经》中的形上神圣超凡存在者是作为至上人格神的“帝”或“天”,天人通过祭祀、帝享、天祐的方式沟通,此时“外在超越”仍占主导地位。经过了春秋时期易学的伦理化演进,《易传》中作为人格神的“帝”或“天”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形上外在超凡观念层面,《易传》建构了一套以“天地”“乾坤”“阴阳”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在内在超验观念层面,《易传》在继承重“德”传统的同时,通过心性关系的建构解决天人之际的问题。     

从个体主义到文化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的转向与整合

西方心理学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即个体主义和文化主义。文章拟以库恩的“范式”为标准,阐述西方心理学个体主义范式到文化主义范式的演变,剖析二者的基本观点及其优势和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两者整合的构思。     

认知心理学的实用性转向

认知心理学实用性转向的根本涵义在于强调认知对于行动的效用与价值。传统认知心理学视认知系统的主要工作是怎样精确地 “表征” 世界，以便在大脑中建立一个外部世界的心理模型。实用性转向则强调认知系统的主要工作不是 “表征” 或 “反映”，而是指导有机体更有效地行动，认知是有 “效用” 的，它的效用就在于指导有机体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活动。认知产生于行动、服务于行动，与行动水乳交融。这些理论观点来源于实用主义哲学。詹姆斯、杜威等人的经典实用主义对行动和效果的强调深刻影响了部分认知心理学家，促使他们放弃表征为中心的认知观而转向行动导向的认知观。在作者看来，由于这种转向强调了认知的 “效用”，因而对于认知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宋代:伦理的普遍性何以可能

西周至汉唐,宗族制度或盛于王室,或盛于贵族;而宋以后,宗族制度却普遍下移于平民。汉唐期间,学问教育乃经学之天下;迄于宋,经学衰微,理学兴盛。由此,教育也出现了由知识向伦理的转向,在宋代,其最具导引性的形式即是书院,与此同时,伦理与教育的结合进而贯彻于族学。最终,伦理直接落实于族训与族规。自宋代起,伦理较之以前任何时间更具有普泛的性质,就社会意义来看,伦理在基层得到了更为切实可靠的发展。由春秋奠定的儒家伦理思想在真正社会意义上获得了推广,思想伦理终于落实为实践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