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届全会以来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效显著

省九届全会以来，即2002-2006年，是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五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狠抓西部大开发和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历史性机遇，紧密结合贵州民族地区实际，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教育文化事业、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民族法制建设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     

教育部、国家民委联合调查组来黔进行双语教学工作调研

为了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情况，教育部语言字应用管理司和国家民委化宣传司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一行5人，在教育部语用司司长王登峰和国家民委宣司助理巡视员兼语室主任安清萍率领下，在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委有关业务部门的陪同下，于5月21日至29日到我省雷山县、凯里学院、贵州民族学院、松桃苗族自治县。     

爱的摇篮——记河南荥阳爱德艺术学校

这里本是一个荒废的院子——5000平方米左右大小,周围30多间烂瓦房,几年来一直无人问津。但当我走进院子时我听到了从室内传出来的乐器声,小号、萨克斯、二胡,还有钢琴……这就是河南省郑州地区荥阳市老城的教会原址——现在的爱德艺术学校。负责这个学校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芮保民曾就读于河南圣经学校,妻子樊婷是一名优秀的歌唱演员,夫妻两人在未信     

福建佛教概况

福建简称闽,位于东海之滨。行政区划分为９个地区,１７个市辖区,１４个县级市,５０个县。人口３０００多万,面积１２万多平方公里。北接浙江,西倚江西,南邻广东,东与台湾岛隔海相望。多丘陵,西有武夷山,中有戴云山,东有太姥山,闽江横贯东西。省会为福州市。一、福建佛教发展简史佛教入闽在三国的吴晋之际,至梁代呈迅速发展之势。表现在：信徒或舍宅为寺,或兴寺建塔;女性出家人及尼庵也相继出现。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统治福建４５年,大建寺塔,大兴佛教,于治下５州３４县共添建寺院５１７座。王审知本人是福州鼓山涌泉寺…     

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宗教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宗教中国化的全面推进,宗教观成为衡量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参考因素,更关系国家的团结统一和长治久安。通过综合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发现,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宗教问题上存在对宗教的认识不深、对错误的宗教行为和现象的批判态度不硬、对文化和宗教关系的把握不准等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宗教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更加隐蔽化,且在高校中对青年学生的宗教观引导还存在缺位现象。为此,根据高校大学生实际,应从普及宗教观理论教育、强化"五个认同"意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三重维度上全面深化在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     

苏·锡·通教会调研札记

根据江苏省基督教两会的安排,由江苏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张克运牧师带队的6位同工组成调研小组,在苏州、无锡、南通教会进行了为期3天的考察调研。以“社会服务”等5个方面为专题,通过实地视察,与基督教两会、堂委组成人员、信徒骨干以及当地民族宗教干部座谈等形式,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从中不但让我们看到苏、锡、通三地教会在这些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新形势下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教会在构建和谐教会过程中所面临的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困难。     

贵州少数民族儿童青少年SNARC效应的发展

采用奇偶判断任务,考察二年级至大学阶段贵州民族儿童青少年SNARC效应的发展状况。结果显示：三年级开始出现SNARC效应（包括正确率SNARC效应）;各阶段SNARC效应无显著差异;高、低年级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六年级以后各阶段正确率无显著差异。结论：民族儿童三年级开始形成数字的空间表征。SNARC效应的大小不因年龄而发生变化;被试对奇偶知识的掌握存在发展过程,三年级可能基本理解奇偶信息,六年级后熟练掌握奇偶信息。     

汉族移民与清末民初长白山地区佛教的传播

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长白山地区是东北的腹地,其人口多为近代迁徙而来。清初封禁,大量人口南迁,导致长白山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文化凋敝。不过,此时也有许多来自中原的汉族百姓来此谋生,并随着季节而往返,从而出现了垦荒性移民。清廷虽不断强化禁令,但犯禁越边现象仍然屡禁不绝。清末民初,随着“放荒设治”以及铁路运输线的辐射带动下,数以万计的汉族移民从关内涌入,出现了人口迁徙的浪潮。     

寄庵荞麦面

说到荞麦面,也是关中地区特色饮食之一。不过不称荞麦面,而称荞面饸饹。饸饹,古代称河漏或河捞,出处说法不一,似乎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饮食。王祯《农书》“荞麦”条记载说：“北方多种,磨而为面,作煎饼,配蒜食。或作汤饼,谓之河漏,以供常食。”     

从国家到文化:国家认同的史证与申张——中国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和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少数民族抗战的研究进展,支撑和构成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主要见解,印证了抗战时期中国各民族间已经普遍存在的国家认同及其利益认同本质。但国家认同不是单纯依靠利益认同就能实现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和体验。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各民族经历了共同生活和发展的悠久历史。但仅此并不足以推动各民族文化认同的自发实现,相反是意识形态实践持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这种实践不可能以某种具体文化形态来重构整个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但却使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支撑性的社会价值观念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成为各民族民众共同持有的基本秩序立场。文化认同及其秩序立场观念的引入,提示少数民族抗战研究视野在多方面的拓展,并更注重发挥意识形态对于引领而不仅仅是加速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