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之间:儒家传统与曾国藩早期的修身实践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理学修身,往往被认为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础。但本文通过对曾国藩手书日记的仔细分析,发现这一时期修身日课的最大特征在于对"心"的无限苛责,结果导致曾国藩在心理与身体上的极大压力并引发重病。病后,曾国藩改换了修身方式,才进入了学术与事功的新状态。同时,这一修身方式变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曾国藩个人,更开启了中国儒学传统在近代的新变化。     

儒学精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精髓,汲取儒学的智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儒学当代价值;继承儒学核心思想,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承袭儒学重德传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传播儒学和谐理念,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汲取儒学教化方法,充分体现知行统一;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引领儒学研究风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基于关系契约论的视角

契约精神在古代中国广泛存在,约束着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维持着社会的平衡与稳定。与西方相比,古代中国的契约精神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礼的文化属性:契约精神的价值取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具有互通性;契约的互惠性表现为从利己到利他的变迁且贯穿于从个人、家庭、宗族、国家的形成及维持的整个过程中;契约精神中道德约束与利益约束并存。唤醒现代人内化在心底的文化基因,恢复人们尊重自身优秀文化传统,敬畏中华文明的心理,是此研究的出发点及最终目的。     

道德修养与压力应对:传统儒家应对观及其现代意义

传统儒家应对观包含了压力源、应对资源和应对方式三个部分。首先,儒家认为压力的来源就是道德方面的缺陷;而儒家的应对资源是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理想人格;儒家对压力的认知和应对也充满了道德因素。纵观儒家压力应对的全过程,儒家既注重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又注重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传统儒家应对观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既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还能提高个人完成目标、克服困难的动机,也给予个体更多的自我调节的方法。     

季风：以书弘法，贯通传统与当下

“我记得小时候,曾经有邻居问我们家借了钱,借了不还,差点产生邻里矛盾,祖母信佛,她就轻轻的一句话,她说：‘就当布施了。’这个细节对我影响很大。”     

“见性威佛”的法门与中国音乐的“韵”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发展上,能看到禅宗的大量影响。禅宗强调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以单声音乐为主的中国音乐讲究“韵”、讲究“韵味”、讲究“羚羊挂角”,空灵淡雅的风格形成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大都是从西域传来的燕乐,在唐代就像今天的流行歌一样曾风靡了社会各个层面。     

川西法言坛中元法会的考察研究

法言坛是川西地区传承久远的火居道坛,刊行于清代中晚期的《法言会纂》是该道坛的科仪本。法言坛从清代中晚期流传至今,具有地方道教的鲜明特色。本文根据对什邡大王庙法言坛中元法会的田野调查,对法言坛的传衍及刘门概况、法言坛中元法会的坛场及法师、法言坛科仪的仪格程式等进行考察研究。     

恶灵之爱与弥赛亚的背叛——对S.昂斯基戏剧《恶灵,或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种托寓式解读

本文对意第绪语作家S.昂斯基于1913年创作的戏剧《恶灵,或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从托寓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作者在这部剧作中植入了完整的17世纪沙巴特运动的框架,意在曲折说明其同时代犹太人的信仰与17世纪犹太人对假弥赛亚的信仰类似,二者皆不能把他们从现世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同时,通过传统的内容与戏剧这种象征现代性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作者表达了他对现代世界中留存的传统犹太宗教和生活的复杂态度。     

名垂不朽:儒家与早期犹太教的永生观

通过对儒家孝道和犹太教利未拉特婚俗的深入解读,可知在这两种传统中延续死后生命的最高途径并非一般认为的完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血脉延续,而是通过使死者的名字长存的方式来实现。名垂千古成为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对生命永恒的更高追求且一直影响至今。     

“孔子遗说”的记纂与儒家杂记类文献的文体功能

关于儒学传承,主要有说经之儒和著述之儒之分,这两者形成了我们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围。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类以序次为主,对早期儒家学术进行整理传承的记纂之儒。记纂之儒不对经典本身进行传注阐发,也谈不上在著述上有新义创作,而是通过整理、序次儒家文献以发挥知识传承的稳定性,继而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修养。这就涉及到儒学传承体系中的杂记类文献。杂记文献的功能在于,它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具备文化构建力,与当时各种文体和文献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