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道思想与传统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孔子的从道思想是其价值观的精髓,其基本精神是以道为尚,其内涵大致可分为四 类：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对历史和时代的态度,对价值原则的态度,对名利的态度。孔子的从道思 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资源,对于后世思想家和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表现形式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认为,传统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政治合作的精神、政治批判的精神、历 史担当的精神、立足现实的精神、重视传统的精神、追求崇高的精神。孔子的从道思想和传统人文 精神的诸多方面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玄德的澄明

澄清老子“玄德”的内涵,是把握近“道”之德的关键,也是理解重“德”的中国哲学的关键。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老子的“道”与“玄”,把“道”看成是有无之间周行的“路径”,把“玄”看成是有与无的统称,那么,玄德的内涵将不再模糊——从根本上说,玄德不是幽隐深远之德,不是“水”德、“生”德、“损”德,而是兼通有无之德。兼通有无的“玄德”,是理解“常德”“孔德”“上德”“广德”“建德”的枢纽,也是理解中国传统伦理学之“德”范畴的重要切入点。     

2009两岸“现代都会中的教会服务论坛”在台北举行

“两岸现代都会教会服务论坛——都会教会与现代人的心灵”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1月13日至14日在台北循道公会卫理堂举行,基督教全国两会张克运、单渭祥等6位中青年教牧同工和台湾跨宗派的牧者共8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此次论坛就基督教社会服务等议题进行广泛交流,对于加强两岸基督教之间的沟通、了解和信任,产生了积极影响。     

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明初,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沿袭太祖朱元璋的文化政策,尊崇孔子与孔子之道,对程朱理学"益张而大之",命臣僚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尽管永乐时期的儒士更加谨守程朱之绳墨,但如杨士奇等台阁重臣的道学主张中仍带有一定的心学色彩,更有道衍及其所撰《道余录》对于程朱理学的抨击,表明永乐时期儒学与思想界隐含着复杂或者说是多样的形态。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     

修道养德 弘道济世 记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市道教协会会长黄信阳北大核心CSSCI

一、道缘天成少年出家 黄信阳,俗名黄福琪,号中和子。1962年6月17日出生于温州市。黄信阳因身体羸弱而不能正常上学,就去道观里听道长讲道,平日还经常抄写一些道学典籍。1974年他在本村东华道观出家,拜黄诚宝道长为师,取道号信阳。成为全真教龙门派第廿五代玄裔弟子。     

孝道教化 道教的经验及其现代价值北大核心CSSCI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传统孝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道教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道教的教化方式,对社会广大民众更具实际力量,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重要补充。一人道与天道相感是道教的重一要思想。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天道喜善憎恶,而“孝”是“大善”。     

“默识”如何成为一种工夫？——基于历史与哲学的考察

“默识”在汉唐期间的《论语》诠释中本属一般性的知识论议题。至宋明,伴随心性哲学的发展,得力于理学对“心”之认知力的开拓、心学对认知隐默面向的极力发挥,乃至佛学之禅修理念的影响,“默识”逐步转变为冥契本体之认知方式与主体涵养之实践要求。“默识”的工夫论演化呈现了儒家心性修养路径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微妙转换,同时凸显了儒家心性哲学乃是朝向两个层面的确定性寻求,即确定得者为真（朝向本体）与确定真得（朝向主体）。对“默识”的工夫化进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儒家心性哲学工夫论的探讨提供一历史与逻辑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