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太玄哲学

扬雄政治上主张改革,价值上维护天人相应正统核心话题,率先批判谶纬神学,批判经学神秘化。他模拟《周易》、《论语》,撰《太玄》、《法言》,建构太玄哲学体系,以维护孔孟正统。他借天命以明人为,托圣训以砭时政,试图化解西汉末年政治和价值危机。化解政治危机的要旨是身正而政正,立身就是修养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道、德、仁、义、礼是人身所具有的天性,不能丧失,具此五者,才会实行仁政德治。在人性论上,他试图圆融孟子与荀子的善恶论,而提出"善恶混"的主张,打破了人生来就善就恶的束缚,提出人人在人性善恶面前都可以获得成善成恶的机遇和平等权力,这是化解社会政治、价值危机的人性基础。太玄哲学与《周易》以一分为二思维方式展开世界图式不同,而以天、地、人三才的三分法开出世界图式,建构了玄、方、州、部、家、赞的逻辑结构。     

自我-朋友冲突情境下智慧推理的文化差异及其机制

相对于面对自己的人际冲突, 以独立自我为主的西方人在面对朋友的人际冲突时表现更智慧(所罗门悖论)。在以互依自我为主的中国人身上所罗门悖论是否会有不同特点?研究1通过在线平台招募中美两国被试, 随机分配到自我与朋友冲突组考察其智慧推理水平, 并考察自我类型的影响。对齐法与方差分析的结果均显示美国文化下朋友组智慧推理显著高于自我组, 而中国文化下两组差异不显著, 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文化下独立自我与冲突类型的交互项显著预测智慧推理。在此基础上, 研究2~4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通过启动不同自我类型, 考察个体在自我或朋友冲突组中的智慧推理差异, 结果显示启动独立自我的朋友组显著高于自我组, 而启动互依自我的两组差异不显著。研究表明所罗门悖论可能只存在独立自我高的人身上, 并不具有普适性。可见心理学研究除了关注样本多样性问题外, 更需关注使用单一样本却默认结论具有文化普适性的研究者。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先秦礼乐观念的形态及其衍化

对传统礼乐文化不同态度,除了时代变迁,还缘于主体在不同意义层面上言及礼乐.从字源上看,礼乐昭显了一种文明生存之追求.先秦思想世界中的礼乐呈现出礼乐之文、礼乐之情及礼乐之本这三个层面上的意义.儒家思想历史展开,渐次凸显对此三者一体性关系所蕴涵的"合内外之道"追求.先秦礼乐不同观念形态间的演化,既是先儒对礼乐认识的推进与深...     

"大勇"与"小勇":孟子"勇"观念的哲学分析

"勇"作为一种道德内驱力,对个体道德人格的养成有提撕作用.孟子区分了大勇与小勇:小勇是驱动性作用,聚焦于外在目标,体现于生理、情绪的变化,着眼于个体实践行为的展开,可通过自身的修养加以调整;大勇是保护性作用,聚焦于内在目标,采取理性、道德的特殊形式,着眼于高尚的品格和人性的完善,是道德主体战胜困难、臻于理想人格的基础....     

从“物”、“实”之别看公孙龙名学的价值-以荀况为参照北大核心CSSCISSCI

先秦诸子论名,旨在匡正名实相怨的时弊,公孙龙也不例外。但是其以实正名的学说宗旨,却并不为同时代诸子赞同,以致荀况斥之为"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究其原因,乃公孙龙所论之名,与此时代之一般理解旨趣殊异。概言之,公孙龙看到了"名"的两种用法,即名既可命物(个体物),是为"物名",亦可命实(个体物的性质),是为"实名"。公孙龙特别强调的是为当时人所忽略的后者的意义,其价值与其说是逻辑的,还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不管是与公孙龙的同时代诸子相比,还是从其后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思维取向来看,这一发现和阐述都是独特且别具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