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中国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是礼乐文化,儒家是礼治主义者,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儒家文化中,礼是人区别于禽兽、君子区别于小人的标志,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礼是依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要求人心存恭敬,自谦尊人,内外兼修,文质彬彬,彼此尊重,以此成就自己的君子风范。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而礼就是德政的展现。     

论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因素人格结构

本文在肯定孟子所谓“仁义礼智”是四因素人格结构的基础上,考察了这一人格结构的先天基础,分析了四因素各自的五个特征,最后还讨论了肯定四因素是人格结构的依据等几个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管子》思想的当代解读

《管子》关于礼、法、仁、义的论述是其理论之精髓,涉及了政治、法律、道德、教育等各个方面。《管子》的思想不仅对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分析《管子》思想的精髓,辨析礼法、仁义的关系,适应当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将《管子》的礼法、仁义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德育与法育、内在思想与外在行为的教育与发展对接,有重要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劝学》教人学什么?——荀子对孔子“君子学”思想的继承与阐发

《荀子·劝学》不仅开篇的论述别具深意,暗示了荀子的教诲是对"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说的,而且整个篇章全面继承和阐发了孔子的"君子学"思想,鲜明地揭示了孔子"由礼行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荀子承续孔子的思想见识,既区分无心向学的人与有志从学的人,又辨明立志向学者的德性或知性品级的差异,强调对不同德性品级的人应该实行不同的教诲。由此进一步,荀子不仅揭示了成为士君子的修学途径与内容,而且指明了有志学人从学受教的原则,即亲贤师与隆礼义。荀子希望通过礼义教化培养出德行完美的儒家士君子,并谨防有志学人因不懂得修学礼义而误入歧途,学成了一个陋儒或散儒。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异象的田野

今年三月初,我因教会的派遣,来到了偏僻而陌生的市郊,黄浦江最南面的小镇——吴泾。置身在一个是非多端,人际关系复杂的教会。记得那次紧急会议上接到通知后,连家也没有回,只拿了一本圣经,在两位牧长的陪同下随即前往。     

天地、先祖、君师：《荀子》“礼有三本”思想新论——兼谈“天地君亲师”问题

荀子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是万物之父母,其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化万物;祖先是族类的生命来源;君师是社会治理的维系主导者。荀子及《礼记》的相关论述实际上突出了“君”的核心性,君兼有父、师的特性,既是父也是师。东汉后期的《太平经》开始有“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君”位于中间。大概在宋代“天地君亲师”五字连用,明代中期以后,“五大”成为人们祭拜的对象,五字牌位立在中堂,在民间流传深广。明清时期的一些儒者指出,百姓祭拜天地君亲师很荒唐,不合儒家礼制;“五大”是人们敬重、感恩的对象,普通人无权祭拜天地,活着的君亲师也不应在中堂被供奉祭拜。康有为认为,古代君主专制社会天子垄断了祭天权,而人人可以祭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五大”在古代,“君”是核心,后来“师”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扬弃“天地君亲师”观念,今天应以“师”为核心;同时,以“国”替换“君”,推动传统“五大”观念转化创新,近代“天地国亲师”的说法仍有其积极意义。     

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

通过辨析相关文献史料,认为《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研究《乐记》与《周易》的关系,应当跳出以往《乐记》袭易还是易袭《乐记》的单向思维,深入比较《乐记》与《易传》思想。《乐记》创造性地援易解乐,同时创新了礼乐哲学与易学,形成礼序乐和的重要思想,将传统的以礼统乐发展为以乐统礼,由更重视秩序之“中”发展为更强调感通之“和”,建构了新的礼乐哲学和美学典范。同时,《乐记》以礼乐代乾坤,将乾坤易发展为礼乐易,成为孔子以德解易的完成式,开创了天人合一的新形式,由此奠定了它在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封禅”溯源及战国、汉初封禅说考

"封"字最初指土堆上植树,进而引申出在土堆上祭祀神灵之意。"禅"字出现在战国时期,最初指传、继、替代之意。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之后,宗周祭祀体系散乱,战国时期"封"、"禅"的字义发生了重要转变,开始指某种专门祭名。这一时期联系着学术思潮发生的重大变化,"封禅"说开始出现。到汉初,儒家、神仙家均有自己的封禅说,均由战国时期最初出现于齐地的"封禅"说发展而来。封禅性质属于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半自然宗教,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制度化建设路径探微——基于孔子对“礼”的实用主义建构

春秋末期,孔子传承周的礼治"方式",创立了德为先导、礼为核心、刑为后盾的德治路径,用礼填补了德与刑二元对垒之下的真空地带,通过制度性的礼来保证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孔子在履任中都刑职时,实证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与正确性。这一道德建设路径实现了道德的虚功实做,有效地突破了道德建设乏力的窘境,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和传承,更应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通过制度方式(不是德也不是法)把个人品行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借以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