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伦理价值定位与规范体系

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是加强政风建设、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故政府、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对公共行政伦理进行价值定位,借鉴国外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经验,建构中国当代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体系。     

市场经济、道德权利与产权伦理

产权伦理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基础,是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重要条件;同时,它是人类道德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是基于权利,义务与道德的内在逻辑构建起来的。产权伦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构成一门具有特殊的学科特质,研究方法和理论内容的伦理学学科。     

关于伦理道德与智慧

伦理道德与智慧的关系是一个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伦理、道德与智慧都有联系,但本身都不是智慧。伦理智慧与道德智慧相通,但两者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智慧。伦理智慧与道德智慧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提倡伦理智慧和道德智慧有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全面进步,为此需要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当代美国行政伦理的理论与实践

当代美国行政伦理的基本价值理念在个人价值上重视诚实和正义;在职业价值上重视专业和敬业;在组织价值上重视效率和规则;在合法价值上重视依法和守法;在公共利益价值上重视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国行政伦理规范经历了一个制定、修订和演进过程,并始终重视其管理和实践。美国行政伦理50年的建设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明清商人伦理形成之内在冲突及其特征

明清商人在传统儒家伦理化和制度歧视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自己内在的心理冲突,正是这种内在冲突促使明清商人形成了其特有的伦理特点及其伦理的历史命运,这对当前中国转型期间的经济伦理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由知识对伦理的辩护到伦理对知识的批判——论知识的伦理价值

古希腊哲学最早将美德与知识相联系,“真”的达到就是“善”的实现,人的合目的性是建立在其合规律性的基础上的,伦理学从此有了独立存在的根据。近代知识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将获得知识与获得幸福视为同一,知识(理性)是建立伦理的绝对普遍的坚实基础,人的尊严和主体性成为伦理追求的最大价值。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知识的异化,“知识与人的幸福和命运问题”凸现在当代伦理学面前。为知识找寻一条“应然”的光明之路,不仅是伦理学的理论使命,也是人类自身的神圣使命。     

宗教伦理学与当代社会--兼答万俊人教授《普世伦理如何可能》

这是一篇回应性的文章。作者在简要介绍了文章的由来以后,首先借用万俊人教授《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一书中的材料阐述了西方宗教伦理思潮与西方社会的关系;然后指出在中国学界展开宗教伦理学研究的必要性,并论述了作者对建构中国宗教伦理学的一些想法;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对万俊人教授《普世伦理如何可能》中的三个问题作出了回应：第一,关于“强伦理模式”;第二,有关世界宗教信仰现状的问题;第三,关于普世伦理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     

论管理与伦理的双向整合

科学地揭示管理与伦理的关系 ,不仅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具有实践意义。现在关于管理与伦理关系的研究 ,大多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 ,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何以可能结合的问题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主要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通约性的角度以及它们生成的哲学基础展开探讨     

自我保护性医疗的伦理扫描--论患方知情同意与医方规避风险

自我保护性医疗是近年来医方为应对医患关系重构而采取的一种行为模式,其本身和影响具有全新特点,充满价值冲突;这种行为模式,客观上是对应医疗风险尤其是重大医疗风险的;主观上同医方免责期待的张扬以及对知情同意的解读直接相关;因而,正当的自我保护性医疗既取决于医方合理的免责期待,以及改变对知情同意的误读,更依赖于自身的医学伦理综合素质的打造和完善。     

关于"脑死亡"立法科学与伦理的纷争

我国对脑死亡的研究起步于 2 0世纪 80年代。1980年 ,学者李德祥提出脑死亡应是全脑死亡 ,从而克服了大脑死、脑干死等脑的部分死亡等同于脑死亡的缺陷[1] 。中国医学界开始讨论建立我国自己的脑死亡标准。 1997年在全国第七届卫生立法讲习班上 ,有 2 0多位国内的知名专家 ,联名提出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问题。 1999年中华医学会组织了脑死亡标准 (草案 )专家研讨会 ,并提出了脑死亡诊断标准[2 ] 。同年 ,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大代表李炎唐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脑死亡及器官移植的立法提案 ,促使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2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