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工作！不合规任务对新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探讨了不合规任务对新员工工作投入的动态影响机制。通过收集分析71名新员工连续5个工作日的追踪数据发现,不合规任务会诱发新员工的不愉快情绪,进而影响其工作投入,工作成长观能够有效缓冲这一负面影响。以上结论拓宽了不合规任务的影响后果,并为如何干预不合规任务给新员工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了启示。     

重思胡塞尔思想中的意向奠基关系——以其感受现象学为中心

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间的意向奠基关系问题是胡塞尔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胡塞尔对感受活动的理解.胡塞尔在《逻辑研究》时期坚持认为非客体化行为是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上的.他基于意向性行为理论,把感受分为感受行为和感受感觉(感觉状态),前者属于意向性行为体验,后者属于非意向性行为体验.感受感觉...     

抑制贬值效应: 抑制控制对个体情绪感受的影响

对刺激或刺激表征的注意、反应或回忆进行抑制, 导致随后对该刺激的价值评估出现降低,这种现象被称作抑制贬值效应.目前, 对该效应产生原因的理论解释主要有抑制贬值假说和行为刺激交互理论.抑制贬值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抑制强度、工作记忆负荷和对刺激物原有价值的知觉水平.对于该效应神经机制的研究重点关注额中回、眶额皮层和杏仁核...     

左侧眶额皮层在自动情绪调节下注意选择中的作用：来自经颅直流电刺激的证据

前人研究表明自动情绪调节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情绪及情绪性注意过程。近来有研究提示自动情绪调节与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有关。也有研究表明左侧OFC的激活影响负性注意偏向。本研究采用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 考察阈下启动情绪控制目标条件下, 抑制左侧眶额皮层兴奋性是否影响负性注意偏向。结果发现, 使用阴极刺激抑制左侧OFC活动可以加快被试对与恐惧刺激位置一致的探测点的反应。该结果提示左侧眶额皮层是自动情绪调节下情绪性注意选择相关的重要脑区。     

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父母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与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

基于家庭系统理论与个体-环境交互理论,研究考察了父母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儿童迷走神经活动的调节作用。研究选取155名6~7岁小学儿童为被试,运用便携式生理多道记录仪采集儿童静息与任务状态下的心电（ECG）与呼吸率,换算出基线RSA与RSA反应作为迷走神经活动的指标,采用母亲报告的《婚姻质量问卷》、《家庭情绪表达问卷》和《儿童行为量表》测评父母婚姻质量、父母情绪表达及儿童内化问题。结果发现：（1）父母婚姻质量负向预测小学儿童内化问题;（2）父母消极、积极情绪表达在父母婚姻质量与小学儿童内化问题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小学儿童迷走神经张力（基线RSA）调节父母消极情绪表达与儿童内化问题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婚姻质量不仅直接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同时会通过父母情绪表达间接地影响儿童内化问题。另外,较高迷走神经张力能够缓冲父母消极情绪表达对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     

职前教师情绪觉察能力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采用修订的情绪觉察水平量表（LEAS）对315名职前教师进行调查,并从中筛选出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被试各60人,分别完成情绪面孔Stroop任务（研究1）和情绪词Stroop任务（研究2）。（1）研究1的正确率上,中性面孔最高,愉快面孔次之,悲伤面孔最差;反应时上,悲伤面孔最长,愉快面孔次之,中性面孔最短;高分组仅在愉快和中性面孔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消极面孔的干扰效应高于积极面孔的干扰效应。（2）研究2的反应时上,消极词的反应时最长,显著长于中性和积极词;高分组仅在积极词和中性词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且高分组在积极词上的干扰效应高于低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刺激相比,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均对情绪刺激产生了注意偏向,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与低情绪觉察能力组相比,高情绪觉察能力职前教师不仅对消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还对积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手机依赖的调节作用

以62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情绪智力量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为研究工具,探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手机依赖在这一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社会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既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健康;（2）手机依赖调节了情绪智力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相对于低手机依赖的大学生,高手机依赖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不仅要重视个体因素、生态环境因素的单独影响,更要重视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     

味觉对判断与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

味觉作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感觉之一, 早已超越“舌尖”的直接感受, 潜在地影响了个体对人际关系及伦理道德的知觉与判断, 改变着个体对冒险与消费等行为的决策。情绪中介假说、具身隐喻假说、进化假说以及社会建构假说从不同视角试图阐明味觉对判断与决策的影响机制。当前研究存在味觉感受存在个体差异、味觉测量难以保证效度、味觉实验缺乏统一研究范式等问题, 未来可继续进行味觉隐喻的验证并将其应用于感官营销、心理治疗等领域, 从生理、心理及社会等多个层面出发, 全方位探讨味觉对判断、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     

行为干预情绪记忆再巩固：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

重新激活已经储存的记忆会重返暂时不稳定的状态, 需要经历重新稳定, 称为记忆再巩固。在这期间可以通过多种行为手段破坏、强化或更新原始记忆痕迹, 这为开发一种革命性的情绪记忆障碍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然而, 即使在简单的实验模型中引发记忆再巩固的条件也是复杂的, 这给临床转化带来了困难与挑战。未来研究可以设置更具生态效应的基础模型, 寻求引发以及干预再巩固的最佳方式, 从神经生理、细胞分子层面进一步深化其内在机理研究。     

慈悲冥想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慈悲冥想是一类旨在培养对自己和他人无条件的善意与同情的冥想练习方法, 主要包括慈心禅和怜悯禅修。诸多研究表明, 慈悲冥想可以促进练习者的利他行为。就影响机制而言, 慈悲冥想可能是通过增强对他人不幸的共情反应, 促进情绪的有效调控和提高亲社会动机来影响练习者的利他行为。未来的研究需选择更具生态效度的利他行为测量方法, 深入挖掘慈悲冥想影响利他行为的动态神经加工过程, 并尝试将慈悲冥想应用于临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