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变革的改革”: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限度

地方行政改革往往陷入"无变革的改革"困局,这一困局与现代国家建设路径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嵌入在政党中的特殊的国家建设,其特殊性体现为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一系列替代。替代逻辑决定了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三个约束:国家利益还是部门利益冲突中的价值约束;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合一悖论中的政治约束;公众参与还是公民协商选择中的结构约束。囿于这些约束性条件的地方行政改革虽然层出不穷,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变革。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凝聚"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合力。     

三分浪漫 七分真诚——塑造国家文化形象时应有的艺术创作心态

中国当代艺术的症结,在于缺少了浪漫而真诚的创作心态。当代艺术家应当以三分浪漫、七分真诚的心态投入创作,对人生与时代进行观照,将塑造中国艺术的国家形象视为个人的使命与诉求。     

书画之页

2011年,国家宗教局喜迎成立60周年,原国家宗教局局长任务之、张声作、叶小文现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中国     

宪政经济学:一个应当科学对待的研究领域

对经济转轨的渐进改革和休克震荡途径之争已经深入到宪政经济学的层面,但是,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政策分析的应用,宪政经济学的领域中都存在一些重大的显示的和隐含的分歧。本文试图在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上梳理争论各方对若干重要概念的分歧之处,同时提出自己的粗浅理解,目的在于为进一步的深入系统研究廓清地基。     

中国古代城市与文明起源

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它不是商业发展的产物，不是市场中心，严格地说，应称之为“城”，而非“城市”。我们认为城是一种以高墙围绕起来的具有防御功能新型的聚落形态。城的出现，主要是英雄时代掠夺战争的产物，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形成。但城又是文明形成的要素之一，具有其他因素不可比拟的作用。我们认为．文献中的五帝时期，相当于由野蛮向文明转变的过渡时代，也就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中国文明形成于夏禹之时，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欢迎订阅2023年《中国宗教》杂志北大核心

《中国宗教》杂志(CN11-3598/D)由中央统战部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宗教杂志社编辑出版,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宗教类综合月刊,也是全国中文类核心期刊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定的双效期刊。杂志以宣传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服务和推动宗教工作为宗旨,以报道宗教领域重点新闻、解读宗教政策法规、交流宗教工作经验、讲述中国宗教故事、反映宗教研究成果、普及宗教文化知识等为主要内容。     

在比较视野下的国家、灾难与秩序

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王府迎客度中秋 佛协盛会喜成功

９月２１日晚，皓月当空。又是一个中秋夜。只是今夜有些特别。位于北京后海北岸的国家宗教事务局所在地醇亲王府内，张灯结彩，装点一新———为庆祝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圆满召开，国家宗教事务局在这里举办主题为“同贺佛协盛会，共度中秋佳节”的中秋联欢晚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余位中国佛协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和咨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在此共度佳节。为了迎接各民族三大语系的佛教朋友，昔日的醇亲王府内一团喜气。两个大气球悬挂着精心制作的布标：“国泰民安，佛协盛会喜成功；花好月圆，王府迎客度…     

论战后初期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的外交政策

对于战后初期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学者主张,1945-1951年工党政府实行的是自由主义外交,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自由主义思想对上台执政的工党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倡导国际合作和谋求世界和平的自由主义成为工党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战后初期工党政府的外交实践充分说明,其对外政策基本上沿袭了英国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而较少受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以实现英国的外交构想,顺应时代潮流开始非殖民化进程,从英国的利益出发及时调整对华政策,这一系列外交行动都是工党政府现实主义外交最好的例证.可以说,面对战后国际格局的巨大变迁,工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大英帝国衰落的现实,落脚点则是国家和民族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