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解释贯穿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体现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一种在形而上学上要求很高的历史哲学，“对象性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是其历史哲学总构想的核心资源。在1843-1845年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语境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历史哲学，为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构想辩护。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尚未完全把经验的-偶然的因素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因素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之中。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试图在批判的社会哲学形式中确定因果运作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的类本质得以在经济过程中经验地实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分析彰显了他的历史哲学构想。马克思断然反对“概念的-哲学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简单同一。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生史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宗教研究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在宗教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从宗教有神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而神在世界上不存在这个矛盾着的基本事实出发。离开世上无神的基本事实去看宗教现象。拒绝评说宗教有神论的真伪实虚,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达到客观研究宗教的历史事实。宗教研究应该求出其固有的规律而不能臆造规律。宗教必须同社会相适应是从历史实际中求得的客观规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对这一规律的自觉运用。社会好则宗教好是一种主观臆造的联系,偏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追寻“客观目的”——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中的诸目的概念

康德伦理学经常被视为义务论伦理学的典范，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部分或整体的目的论解读。本文尝试通过考察康德论著中出现的各种目的概念以及与目的相关的概念，追究康德伦理学究竟是义务论的还是目的论的伦理学。康德的“目的自身”“目的王国”“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以及“至善”“终极目的”等一系列概念的展开都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为客观目的。但基于对一切主观目的之客观必然性的否定，康德对客观目的的追问最终转换为对使主观目的得以可能的规范性条件的追问。他所给出的两种不同答案其实都是规范性主张的表达：一是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从而作为客观目的);二是“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包括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前者确立了理性存在者之间不能仅仅将彼此当作手段而必须同时当作目的的限制性条件，是一种消极义务；后者奠基于谋求德福一致的至善理念，是一种积极义务的要求。康德对这两种义务的论证采取的都是义务论的进路。     

马克思辩证法能否规避“本体论承诺”的风险

关于辩证法的“本体论承诺”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囿于谓词逻辑而不是现实存在去探求其“是什么”,从而将日常生活世界与抽象理念世界割裂开来。这不可避免地滋生出形式化或诡辩论风险，削弱了辩证法对于生活世界的具体意义的解释力。马克思辩证法始终关注现实存在的本质及其演变，因而也将遭遇外在的“本体论承诺”的难题。然而，能否规避“本体论承诺”的风险，根本上取决于辩证法是否直指存在本身并展示本体论的构建性维度。马克思辩证法立足于现实世界和人类实践，内蕴了本体论的构建性意义，在人类实践的发生学视野中将辩证法的本体论探索转换到追问其“是否真实存在”这一深层问题，促使外在形式化的“本体论承诺”转向内在构建性的本体论意义，有效转化并规避了“本体论承诺”的风险。     

编辑说明

《中国哲学年鉴》创刊于1982年，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大型研究性、文献性学术年刊，至今已连续出版了32卷，本卷是第33卷。秉承学术性、前沿性、权威性的办刊宗旨，《中国哲学年鉴》2015年卷力求真实、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哲学界2014年度的新成果、新变化和新面貌，全方位呈现中国哲学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进展和重大...     

萨特:人学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萨特用批判性的新人本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首先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证方法论导致其理论存在"人学空场",质疑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合理性。然后萨特创立了个人辩证法,并将个人的实践经验作为辩证法的来源,将个人活动纳入到社会历史考察中,严格将辩证法限定在历史领域,否定自然辩证法存在的必要性。最后萨特用人学辩证法阐释先验性和必然性的统一,自由与历史必然的辩证统一,思维与实践的统一,个人与历史整体化的统一。萨特的人学辩证法对反对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思维方式有重要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的内容,提供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论范式与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其理论的建构缺乏科学的学理基础,不失为一种遗憾。     

忆艾钢阳

最近，在读彭瑞聪同志关于1979年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的回忆文章时，想起当时的一些人和事，其中首先映人脑海的是艾钢阳同志。     

论我们自由的贫乏——黑格尔伦理学说的伟大与局限

霍耐特认为黑格尔将自由概念区分为个体消极自由、反思性自律自由和客观社会自由三种形式(可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本质和概念相对应),指出前两种自由概念欠缺客观性环节.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伦理学说(Sittlichkeitslehre)的启发,霍耐特认为客观自由的观念以主体间交互性为原则,与机制化的伦理生活之间存在互动.机制化的客观自由并不意味着个体会失去个人权利和道德自律,社会成员可随时自愿退出或抗议.客观自由观念为机制引入动态、开放以及逾越诸要素,但黑格尔囿于时见没能彻底贯彻自己的伦理学说,忽略了其中蕴含的上述要素.     

马克思论悲喜剧转换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对历史事件常运用悲剧或喜剧的“隐喻”方式加以论述，并以此戏剧化的“隐喻”方式揭示历史现实中悲喜剧转换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认为，不同于戏剧中的悲剧与喜剧，现实中发生的悲剧与喜剧可以从阶级斗争中找到现实性根源。基于这种现实性理解，马克思以“滑稽剧”“讽刺剧”“笑剧”等“隐喻”的叙事方式揭示了现实中不断上演的悲剧与喜剧斗争转换及其内蕴的历史辩证法。悲剧或喜剧冲突本质上根源于现实性与必然性的矛盾斗争。悲剧冲突源于尚未获得现实性的必然性与已经丧失必然性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斗争，喜剧冲突源于已经丧失必然性的现实性与尚未获得现实性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从历史现实性与必然性的冲突中揭示悲剧与喜剧转换深蕴的历史辩证法，既凸显了审美艺术与理性主义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同时也在阐明悲喜剧冲突现实动因的基础上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理解，为确立批判与发展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左传》中的军礼现象探析

春秋之世重礼,在战争中亦不例外,军礼便是当此世时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现象。交战礼可谓其中极为复杂诡异的一个领域,因其触及到战争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激烈的战争中,要想做到"揖让而升"远非想像中一般容易。总体上而言,《左传》在对战争的记录过程中,还是将是否恪守道义规范作为了其历史评价的一种标准;然而作为历史实录者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其必须详尽历史发展的变化,作者并不能罔顾事实,一味地夸大礼的范围和作用。《左传》亦文亦史的文本特征以及成书的复杂过程,使得全书在对交战礼的认识上呈现出前后的矛盾性,文本的记叙和历史的真相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已形成定论的一些认识和现实情况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在考察交战礼时所不得不注意的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