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疗诱发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与思考

放射治疗是目前许多恶性肿瘤的重要的有效治疗手段,但放射线本身具有诱发恶性肿瘤的远期效应.随着治疗手段的提高,长期生存的患者逐渐增多,放射诱发肿瘤的病也在逐年增加,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对放射治疗诱发第二恶性肿瘤进行综述和辩证思考.     

信仰与理性的冲突与谐和——对克尔凯郭尔信仰观之合理性的一种辩护

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克尔凯郭尔主张基督教信仰只关系到主观而与客观无关,其"真理是主体性"、"信仰是荒谬的"等命题是对理性之摒弃的看法是偏狭的。克氏在信仰上对主观真理的强调和对客观真理的质疑建立在承认人的罪性以及因之而人的理性遭到了破坏这一前提上,这一点并不与理性本身相冲突,而毋宁说是人的理性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克氏,基督教信仰的主观性就其自身而论也必须以理性客观性为前提,因无正确的客观性作保证就没有克氏要求的那种主观性,其眼中的信仰的主观真理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三个历史决议蕴含的历史辩证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叙述和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时，蕴含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是新时代历史辩证法的中国表达。就历史主体而言，既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更强调人民的创造作用；就历史过程而言，既注重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过程性，又注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就历史成就而言，既重视总结理论成就，更重视总结实践成就；就历史意义而言，既高度评价党的百年奋斗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又高度评价党的百年奋斗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就历史经验而言，既关注对过去的把握与提升，更关注面向现实和未来的规范与引领。     

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任务的一项历史检证

就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各种可能的"阐释"来说,马克思哲学与绝对形而上学的关系是当代马克思哲学探讨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应该一     

邓小平开放政策对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从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对内、对外的开放政策。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必然性所决定，又是中国与现时世界历史时代的内在辩证联系所要求，从而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辩证法。一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以前，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上，表达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性论点是，社会主义在客观物质生产力基础层面上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顶点上，社会主义存在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实基础只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     

神奇沃土百花争艳——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民族类优秀成果评述

阳春三月，是万物复苏、百花争艳的时节。作为全国社科类唯一省部级奖和我省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奖(由省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的“贵州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科大组评审会于2005年3月4日至9日在花溪召开，会议由省社科联组织专家，本着科学民主、客观公正、严格把关、不徇私情的原则进行评审。笔有幸被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聘为学科大组评委。对作为多民族省份的贵州社科界的科研成果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     

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重读《实践论》《矛盾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从理论性质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辩证法;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两部著作都发挥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从现实意义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指导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使得"灰色"的理论变得熠熠生辉,使得"朴素"的现实变得厚重深沉。在实践智慧中,现实活化了理论,理论照亮了现实。《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牟宗三对孔孟荀思想的理论定位

为了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牟宗三把是否具有客体精神作为评判中国哲学的标准,并藉此对孔孟荀进行理论定位。孔子的精神表现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合一,即绝对精神或天地精神;孟子以主观精神为主导,由主观精神透至绝对精神;荀子则纯是客观精神,但因其客观精神无主观精神作为内在根基,所以非真实的客观精神。在这三种精神表现形态中,孔子的绝对精神是最智慧、最圆融的精神形态。     

评奥尔曼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

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被国内学者誉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领军人物。[1]但国内对于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数篇文献也只是非常简单地介绍其个别观点,并没有对他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思想进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