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训练:未成年公民品德塑造的新路径

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教育轻行为训练是青少年道德建设成效不高的重要原因,而养成训练则被证明是未成年公民道德素质生成的有效路径.这是由品德生成的客观规律、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体验教育、实践育人的任务决定的.要切实提高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实际效果,德目指标应易记易循,行为准则须明确具体;活动方案设计应贴紧未成年人实际,训练活动要注重可操作性,强化情感体验环节,抓好"小处"、"小事",注意训练活动的持续性和家校(园)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巩固养成成果.实践证明,从基本道德行为习惯养成训练入手正是促进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具有全球性的一般涵义,但它在不同国家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仍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美国的经济伦理学之中,"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而德国经济伦理学则在制度伦理的框架内讨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这种不同地位的形成,固然与不同的学术传统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制度差别在学科上的反映.因此,中国经济伦理学对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更应该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形成自己的重点和特点:鉴于当代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出现,固然与企业制度不完善、企业家个人素质低下有关,但更与整个经济生活的不完善和不成熟的体制背景相关.因此,为合理地理解和处理当今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界应该采取制度伦理学为主、企业伦理学为辅的战略和策略.     

《齐文化改革开放思想与实践》出版发行

由临淄区齐文化研究社、临淄区齐文化研究中心、临淄区文化局、临淄区中小企业局合编,宋玉顺、左长城先生主编的《齐文化改革开放思想与实践》一书,最近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齐文化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的正确"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行为理论研究之一

The concept of right or fi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entailed, but not fully articulated, in the concept of action or practice in Aristotle’s theory of virtue; which, however, turns to be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in later Western ethics. Right is concerned with both feelings and actions, and is not the same for all individuals. It lies in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of the spectrum of practical affairs, yet by no means equidistant from them. This account of the concept of fitness or right is derived from the categories of quantity, relationship, and quality rather than from that of substance. Thus, it seems that virtue is relative to vice or error within a continuous existence. If, however, the right of passion and action is environmental and concrete, is it multiple and not singular? To this question, Aristotle gives his reply on two levels: On the level of concrete practitioners, what is right and fit to one man might not be so to another man, and hence the right of practice is not singular but multiple; whereas on the level concerned with the only right choice compared with the two extremes or errors, the right of practice will always be singular.     

在实践中成长——记哈尔滨市南岗礼拜堂的“法律团契”

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52号的南岗礼拜堂,是文革后黑龙江省第一个恢复崇拜的礼拜堂,为了更好地牧养信徒,礼拜堂相继成立了十几个针对不同人群的团契,在众多团契中的法律团契是成立时间最短、参加人数最少却颇具特色的一个.     

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优越性——评亚当·沙夫“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观”

亚当·沙夫"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观"旨在凸显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独特性、优越性和彻底性。他将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战斗性归结为其理论前提(现实的个人、自主的个人)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围绕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个人观和辩证法,揭示了马克思"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必要性与特殊性,认为只有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才配得"战斗"之名。虽然沙夫对马克思人道主义个人观的分析没有抓住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本性,但他从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连贯性、一致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说明战斗性是马克思人道主义固有本性的做法对我们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在各种人道主义思潮相互竞争的历史时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不仅要秉持战斗的(或积极行动的)立场和态度,还要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战斗性,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来阐发、捍卫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启示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1992年联合国公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中说:“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而产生的惠益,来保护和恢复破坏的生物物种资源。”     

全面推进新时代宗教工作法治建设

<正>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要论述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依法治国向全面依法治国的跨越。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制度保障。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及其形成机制

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对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因它能有效提高组织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组织的绩效水平。虽然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但研究者多采用相对静态的研究范式, 而忽视了组织公民行为的长期动态变化趋势。基于组织社会化视角, 本研究重点关注新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长期动态变化趋势、探索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以期为培养和激发员工持续性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