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寡妇的奉献

一位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他一定相信:当他不为自己考虑什么时,神就会为他什么都考虑了。奉献是一种实践神学,这种神学要求人去身体力行时,才能领会其中的真义。     

从“冷门”到“热点”——道教音乐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

作为本土宗教文化的道教音乐是学界涉足不多的冷门。自20世纪50年代末,部分学者零星地做了一些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更多学者参与道教音乐的田野考察、资料收集、学术理论研究,以及将道教音乐引入剧院舞台作艺术性表演展示,这一学术冷门逐步形成研究热点。文章以过往道教音乐的学术研究及艺术实践之综述和分析为主要内容,对当代道教音乐做了回顾和展望。     

料知茶味同禅味 汲尽松风意未尽——中日茶禅文化浅谈

中国的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民间对茶与佛教之间的因缘亦多有传说。茶与佛教的关系中当属与禅宗的关系为密切,笔者从中日两国历史的一些文献记载中撷出几片小叶来,浅谈一下中日两国的茶文化与禅之关联。     

不同教育模式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研究

我国高校的职业生涯教育尚且处于发展阶段，存在诸多问题。本研究通过考察几种不同的职业生涯教育模式，来探讨各种教育模式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各维度得分的影响，结果发现，实践教学较理论指导课帮助更有效，团体心理辅导的干预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也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建议高校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在毕业前做好自身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启示北大核心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1992年联合国公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中说:“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而产生的惠益,来保护和恢复破坏的生物物种资源。”     

同伴指导研究综述

本主要从同伴指导对学生发展积权的促进、它的理论解释、组织模式以及影响因素、现实意义等方面对同伴指导的研究进行概述，并指出同伴指导有效且易于实施，是传统教学法首选的补充方法。     

从疫情控制看中庸行动我的应急灵活性

本文撰写的目的是,藉助分析COVID-19疫情控制的应急心理机制,提出一个思考中国人“自我”的新架构,希望未来它能成为研究这一热门研究领域的新进路。沿用中国传统流传下来、但却一直被沿用至今的中庸思维,以及其内涵的“阴阳思维”及“全息思维”作为立论基础,提出“中庸行动我”的构念。它是指个体在选择及执行解决问题之具体行动方案时,依现实“情境需求”,灵活地“协调”出一个最恰当的“行动我”,以配合集体战疫的需要及功效。“中庸行动我”这一构念的提出,不仅只是为了解释战疫的成效,更重要的是它欲反映出中国人思维“灵活性”的根源,从而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人自我”的另类进路,不再只是以跨文化研究进路所关注的“本质自我”为主要立论基础,从而丰富了该领域现有的知识内涵。     

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当代辨析

“精神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精神性”和“生产性”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精神生产”的精神性和生产性都蕴含在实践概念中,“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感性活动,它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并随着社会分工的推进而不断深入,最终指向“自由自觉活动”的人类实践目标。在经济学视野中,马克思将“精神生产”置于生产主义批判的语境内,“生产性”体现为资本主义的增殖性特征,从而使得“精神性”价值沦为生产主义的外在表现。20世纪中后期以来,“精神生产”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非物质劳动和文化逻辑等理论开启了研究当代社会中精神性渗透和生产性弥漫等特征的新方式,由此产生了关于新型生产劳动者变革的“生命政治学”趋向,为此人们应当审慎对待这一问题。     

政治建构主义何以提供客观性？

政治建构主义通常面临的批评是它无力为正义观念提供足够的客观性,从而整个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观念的界定不牢靠。但是,这种批评建基于一种将理论真理照搬适用到实践世界范畴中的教条主义,而实践哲学中蕴含着根植于各理性行动者对于各具体范畴实践必然践行的实践客观性。实践客观性与理论真理的差异在于它的实践性,而实践性包含了各具体实践范畴中的理性主体对该实践必然的实际践行。因此,政治建构主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实践客观性,因其在根本上来自于反映了实践理性观念的自由平等公民对其所处社会政治实践的必然践行,即对正义的重要性和合理多元主义的接受。与此同时,实践客观性的解释力仍需限定在局部建构主义的范畴中。     

道教中国化的历史与经验北大核心

相较外来宗教而言,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自诞生之初就有着中国的社会基础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道教中国化的内涵、历程与意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研究道教中国化,总结相关经验,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当代道教中国化的方向,更有效地引导当代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深入推进道教中国化的实践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