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伦理与实践之真

为了确立自身的知识合法性,美德伦理学努力探寻并揭示道德实践的真实状况。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实践之真在具体情境中表现为适度之处,意味着一种当下确定性;而在整个道德领域中,实践之真表现为道德的多样性。美德伦理学对实践之真的看法并不会放纵主观随意,而依然能够兼容并尊重伦理共识。同时,这种理解更反映出美德伦理学对于真、真实和真理等基本问题的理解。     

公共行政正义的伦理学解读——读《公共行政正义研究》

公共行政正义既是行政伦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公共行政实践的核心价值要求,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尽管一些学者对这一问提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对行政正义或行政公正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和需要弥补的地方.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冬艳教授所著<公共行政正义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从义务论、目的论和德性论三个维度对"公共行政正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伦理学解读,有力地推进了公共行政正义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理论和实现意义的力作.     

中国传统科技伦理的价值审视

从当代价值视角审视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不难发现:传统科技伦理具有超越民族和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中国传统科技伦理的活性元素对于现代科技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建筑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借鉴价值;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中的真知灼见也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一剂良方和克服当代人类科技异化问题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传统科技伦理在理论内容上存在着巨大的空缺,在实践方式上具有诸多不足.     

论“理智”概念的实践维度——对杜威“理智”概念之实践性内涵的解读

理智(intelligence)是杜威实践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是这种重要性至今还没有被学界所重视,几乎没有人对这个概念进行详细的论述和研究。这使得人们在释读杜威哲学的时候,容易把其理智概念想当然地归结于经验的一种功能,或者简单地等同于大写的理性,从而出现许多偏颇和不清晰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厘清杜威理智概念的真实内涵,成为客观地理解杜威哲学的一个关键性环节。而且,笔者认为,杜威在经验世界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理智与经验、冲动、习惯、思虑以及行为选择之间的整体性关系,进而突出了理智的实践性的德性内蕴,使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理性、智慧以及算计等概念有了一种本质的区别,成为杜威哲学超越传统二元论的一个关键因素。     

论康德幸福观的嬗变

在关于康德幸福观的研究中,存在着如下广泛的共识:康德有基于自由的三个相互联系的观点——一是关于人的自由本质: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使人能够驾驭、主宰自己的自然欲望,摆脱欲望的束缚而获得自由;二是关于人的道德行为的动机:人的自由本质决定了道德行为只能出于对理性法则即道德法则的敬重,而不能出于自然欲望的意图,因此幸福永远不能做道德行为的动     

从“概念思辨”到“资本批判”——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传统辩证法的改造及其实质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物质辩证法还是实践辩证法的论争,是贯穿我国近30年来哲学研究的一条主线。这场论争虽然推进了问题的研究,但并没有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争论方法仍停留在直观或概念思辨层面,以至于不仅争论双方相持不下,而且未能阐明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真义。其根源就在于人们忽略了如下史实: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     

心理学解释的层次与衔接问题

心理学解释(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当代心理学哲学的一个重要论域,也是心理学方法论的核心理论问题。对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的探讨,历来是哲学家与科学家孜孜以求的共同事业。在从不同视角、基点、逻辑理路对心灵及其与大脑的关系进行探析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概念框架和解释原则。我们既可以从较高的、个人的解释层次     

康德和黑格尔论人格与自然的内在关联

康德和黑格尔都地肯定了人格与自然之间有着内在关联:康德明确地把保护动植物当作道德人格应尽的德性义务,黑格尔则认为现实的法权人格必须将外部自然物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加以占有,因而确认了法权人格必须在自然中获得自己的定在即实现。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明确批评了法权人格那种片面地对待自然的实践态度。     

“亲而信”到“利相关”:人际信任的转向——一项关于人际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依据差序原则建立的"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正在被"利相关"的理性取向所代替,这是中国社会宏观结构转型对微观人际交往过程的深刻影响。通过2000份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和30个深度访谈的调查研究,本研究全景式地勾勒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际信任危机的状态,揭示了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由关系向理性的转向。     

现代医学伦理学原则的冲突及其原因分析

现代医学伦理学追求的是在基本原则指导下建构一个程序规则,让各种理论和价值观获得平等对话和合作的机会。但由于方法本身的缺陷及现代性伦理的内在矛盾,它并没有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充分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谨慎而合理的利用西方医学伦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