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的启蒙限度——马克思反思宗教批判的一条线索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包含了对黑格尔理性宗教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祛魅”观念的双重反思。针对黑格尔的理性宗教方案,马克思认为其架通无限与有限的“中介”无法克服两个世界的割裂,反而导致了“泛神论”在世俗领域的“复魅”。此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属于当代学者泰勒所刻画的“化减论证”与宗教祛魅的世俗化延伸。然而,马克思主张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并非相互重叠的同一过程,并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引申,对资本主义及其拜物教批判尚不能够等同于一般宗教批判意义上的“复魅”批判。“复魅”批判实质上作为“祛魅主义”的逻辑延伸,并不足以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物象化”关系所映现的社会关系本质。最终,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蕴含了对启蒙理性及其批判限度在不同层次的反思：既反思了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分别在启蒙逻辑中的运用,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澄清了18世纪启蒙方法论在批判现代“复魅形式”时的缺失。     

外来宗教思想中国化及其基本特点

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外来宗教思想中国化问题,包括外来宗教思想中国化的本质、个性特征、始终时间、结果与影响、研究的新境界以及中国化宗教思想基本特点等六个方面的内容。本文特别指出：强调爱国爱教及其辩证关系,强调和平、和睦、和谐三者的统一与实践,强调适应主流社会、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强调针对社会问题弘扬平等观念,乃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化宗教思想的基本特点。     

《清静经图注》考论

《清静经图注》是彭德源借注解道教经典《清静经》以传教的青莲教系统之作品,成书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通过对海内外藏书机构和民间收藏的多种《清静经图注》重刊本进行甄别与断代,并梳理其源流,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民众观念的变迁。《清静经图注》不仅在庶民阶层中广为传刻,而且在士绅阶层中也有所传读。清末地方官员胡薇元所作《清静经笺注》即参照《清静经图注》分章及注文来注解《清静经》。以《清静经图注》为切入点,可以管窥晚清、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的互动关系以及儒家士人对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文献的接纳与转化。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暨纪念弘一法师文化论坛在嘉兴举行

本刊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嘉兴市委统战部联合主办,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平湖市委统战部承办,平湖市佛教协会、平湖市法华禅寺执行承办的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暨“之江问道·平和报本”纪念弘一法师文化论坛于2023年7月25日至26日在嘉兴平湖法华禅寺举行。     

结合实际 学以致用

<正>6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研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主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研讨会内涵深邃,意义深远,对宗教界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探寻新时代宗教工作“导”的路径

<正>党的二十大要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成因与现实思考

中国穆斯林尽管存在民族和地域等方面的差异,但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完整延续是一致的,在归属感上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提出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四个必须”: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这是首次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中的宗教问题——兼论“宗教”概念在近代社会研究中的生成

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活动的梳理,分析总结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探讨宗教问题的理论背景、实践出发点、关注角度以及相关特征等,从而以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把握“宗教”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进入汉语学术界之后的知识生产与解释实践。并从社会调查的具体宗教问题入手,勾勒出知识精英阶层对中国本土宗教现象的理论生产,及其背后产生的社会意涵。     

神道与人道——宗教中国化的人文主体北大核心SSCI

夏商周三代国家时期,神道与人道关系从民族文化层面上升为国家体制层面,夏、周两朝重人道而轻神道,商朝则重神道而轻人道,但最终神道向人道转化。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大变革,神道衰微,人道昌盛,中华民族文化从宗教体系转换为人文体系,形成哲学世界观以及社会文化体系,无神论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从此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具有理性思维的世俗文明体系。     

1982年《宪章》对当代加拿大政教关系的重塑

加拿大政教关系模式处在英美两个对立极端的中间地位。1982年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颁布及司法实践带来革命性变革。《宪章》时代的法院,具有政策驱动性质,导致当代加拿大政教关系,在实质上迅速靠近南方邻居美国的路径。本文从政治、法律与宗教角度,结合法院宗教问题判例,紧扣宗教自由权与平等权的内在张力,探讨和分析了1982年《宪章》对当代加拿大政教关系的影响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