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故为敌:缅甸族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探析北大核心CSSCI

缅甸自独立以来,族际冲突一直困扰着其民族国家的整合和建构,而宗教则是重要的成因之一。缅甸族际冲突的形成与其特殊的宗教背景密切相关,宗教冲突常常成为民族纷争的导火索,同时也是族际冲突的重要表现。本文通过宗教在缅甸族际冲突中的作用和影响机制来探析冲突背后的深层动因,认为宗教因素只是区分族群身份认同及族群动员的工具,缅甸族际冲突的根本动因是宗教群体的利益选择以及来自其它宗教族群的安全困境。未来缅甸族际冲突的解决有赖于宗教与政治的平衡发展、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以及族际利益的均衡分配。     

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研究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大创新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宗教工作与宗教研究的根本遵循。关于这一重大创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做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与深刻阐述,这里全面辑要如下: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     

学诚会长出席第2届“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会”北大核心

第二届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会5月31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来自中国及印尼、文莱、新加坡、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等11个东南亚国家的200余名代表出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发表了题为《宗教对话与海上丝路》的讲话,他表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下,人类社会日益成为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曲阜共识:儒学社团的时代担当

<正>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大作用。它向人类提供了为学、为政、为人、为道的许多基本理念,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东亚、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共鸣。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儒学社团和专家学者齐聚儒家圣地曲阜,举行第二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隆重纪念儒学创立者孔子,认真学习与领会习近平总书记2013     

黑龙江省举办佛教寺院执事暨基层佛教协会负责人培训班

正本刊讯5月17日至19日,黑龙江省佛教协会在齐齐哈尔市大乘寺举办全省佛教寺院执事暨基层佛教协会负责人培训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开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专项工作的通知》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2014年开展以"发挥正能量,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的通知》精神,加大培训力度,提升全省佛教寺院执事的整体素质,进一步规范佛教寺院的管理,加强佛教寺院建设。充分发挥     

浅析当代都市佛教之架构与传播

正一、关于都市佛教概念的诠释关于都市佛教的定义,上海玉佛寺方丈觉醒法师认为:"都市佛教是指以都市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根据现代都市特点及要求由僧团为主对市民进行佛法弘扬和开展宗教活动的人间佛教"。[1]1.城市与佛教都市佛教是相对于山林佛教而言的,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两种路径,分别于佛教中的自觉与觉他相联系的,山林幽静易于其中思索以图顿悟,通都大邑则利于弘传教义,普度众生。佛陀成就     

祛魅的启蒙限度——马克思反思宗教批判的一条线索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包含了对黑格尔理性宗教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祛魅”观念的双重反思。针对黑格尔的理性宗教方案,马克思认为其架通无限与有限的“中介”无法克服两个世界的割裂,反而导致了“泛神论”在世俗领域的“复魅”。此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属于当代学者泰勒所刻画的“化减论证”与宗教祛魅的世俗化延伸。然而,马克思主张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并非相互重叠的同一过程,并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引申,对资本主义及其拜物教批判尚不能够等同于一般宗教批判意义上的“复魅”批判。“复魅”批判实质上作为“祛魅主义”的逻辑延伸,并不足以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物象化”关系所映现的社会关系本质。最终,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蕴含了对启蒙理性及其批判限度在不同层次的反思：既反思了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分别在启蒙逻辑中的运用,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澄清了18世纪启蒙方法论在批判现代“复魅形式”时的缺失。     

外来宗教思想中国化及其基本特点

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外来宗教思想中国化问题,包括外来宗教思想中国化的本质、个性特征、始终时间、结果与影响、研究的新境界以及中国化宗教思想基本特点等六个方面的内容。本文特别指出：强调爱国爱教及其辩证关系,强调和平、和睦、和谐三者的统一与实践,强调适应主流社会、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强调针对社会问题弘扬平等观念,乃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化宗教思想的基本特点。     

《清静经图注》考论

《清静经图注》是彭德源借注解道教经典《清静经》以传教的青莲教系统之作品,成书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通过对海内外藏书机构和民间收藏的多种《清静经图注》重刊本进行甄别与断代,并梳理其源流,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民众观念的变迁。《清静经图注》不仅在庶民阶层中广为传刻,而且在士绅阶层中也有所传读。清末地方官员胡薇元所作《清静经笺注》即参照《清静经图注》分章及注文来注解《清静经》。以《清静经图注》为切入点,可以管窥晚清、民国时期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的互动关系以及儒家士人对民间宗教与传统道教文献的接纳与转化。     

儒家乡治实践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析中华农耕文明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借鉴意义

儒家乡村治理的实践智慧体现在“德治教化”“耕读家风”与“士绅精英”三个方面。德治教化是儒家乡治的重要特点,汉代三老制、宋明乡约等德治措施注重价值引导、内在自律,德治传统在当代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家族是古代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耕读家风被历代王朝誉为道德楷模、乡治典范,传承发展耕读家风有助于以家庭建设为起点移风易俗、塑造文明乡风。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引导古代民众处理了大量乡村公共事务,现代乡贤不再局限于家世出身或道德领域,因地制宜地发挥新乡贤作用成为乡村治理灵活有效的政策选择。总之,农耕文明治理乡村的实践智慧必将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