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中国宗教界和平文告──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８月１４日,中国宗教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主教主持座谈会,全国政...     

宗教学研究稿约

<正>一、《宗教学研究》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宗教学研究所)主办的宗教学专业学术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二、本刊编辑方针:立足宗教学学术前沿,推动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宗教学学科的发展。本刊突出道教研究特色,兼顾宗教学理论、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民间宗教等研究。     

合肥开福寺举行圆藏法师升座法会

正本刊讯6月6日,安徽省合肥市开福禅寺隆重举行圆藏法师荣膺方丈庆典法会。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安徽省暨合肥市佛教协会会长妙安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广济寺方丈演觉法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宗性法师,台北净业寺方丈宽道长老,安徽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慧庆法师,安徽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六安大华山云峰寺方丈慧开法师,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西园戒幢律寺方丈普仁     

空海与中国唐密向日本东密的转化——兼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弘法大师空海年轻时入唐,向唐密大师惠果受学胎藏、金刚二界密法,回国后开创日本真言宗,又称东密.空海依据《大日经》、《金刚顶经》思想,著《即身成佛义》,将“六大”作为法界之体性,以六大之“体大”,四曼之“相大”,再加上因佛的三密加持“速疾显现”之“用大”,作为东密的“即身成佛”之理论依据,并对唐密的三种成佛论——“理具成佛”、“加持成佛”和“显得成佛”作了发挥.本文将空海思想置于中国唐密与日本东密的关系中,说明空海依据日本人的信仰方式和精神需要,对“即身成佛”进行的阐发,是推动唐密向东密转化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遮蔽了道教“即身不死”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道教在日本的传播.     

南宋时期寺院田税的缴纳与蠲免

南宋时期寺院两税的缴纳是政府控制寺院经济过分膨胀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使寺院特权在一定范围内有所限定,对于此时期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亦体现出佛教自身的发展对于世俗王道秩序的遵守。然而有些寺院还享受着一定田税蠲免的特权,这即是来源于世俗政权的"恩赐",体现其对寺院管理政策的灵活性,同时又是世俗政权对佛教经济强化行政干预的重要表现,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寺院的发展亦因此更为依赖于世俗政权。     

临济宗禅髓诗研究

临济禅的精髓主要体现于无事是贵人、无位真人和无依道人之中,也反映于它那活泼泼的禅诗之中     

南宋僧无准师范生平事迹疑年考索

南宋后期,四川籍僧无准师范曾住持号称“东南第一丛林”的径山寺近20年,被赐予“佛鉴禅师”师号。无准师范弟子众多,其中有来自日本后来成为日本禅宗临济宗开山人物的圆尔辨圆等。无准师范与在禅宗史上的著名人物四川籍僧人马祖道一、圆悟克勤一样,为推动禅宗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但目前学术界对无准师范的研究还很薄弱。仅生平事迹的认定方面．就还存在不少有待商榷之处。本文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以及其它相关文献,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新的考索,以求澄清史实,补阙订讹,以推动南宋禅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从越南竹林禅派的判教立宗看其兴衰之缘由

竹林禅派是完全本土化的越南禅学宗派。从竹林头陀接引法螺悟道的过程来看,《课虚录》、《传灯录》、《大慧语录》等是该派重要经典,而《佛说十二头陀经》更具有准宗经的性质,体现了竹林禅派的禅学旨趣。竹林禅派的兴起与衰落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内涵。     

无极明信、无极守愚二僧之考辨

目前很多学者在研究明末佛教之时,都以为憨山德清与雪浪洪恩的授业恩师"无极和尚",即为憨山所作《住京都吉祥院无极信禅师道行法原碑记》中的无极明信禅师,却忽略了憨山亦尊称其师为"守愚大和尚"、"守愚先师"这一细节。清代弘方法师所作《贤首宗乘》一书,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华严宗雪浪洪恩一系的法脉传承,其中明确记载憨山与雪浪之师为"第二十五世无极悟勤法师",守愚为其字。凭借这一新材料,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对憨山与雪浪之师"无极和尚"作以考辨。     

日本的宗教法与宗教管理

自1946年颁布宗教法人令,日本的宗教法历经十余次修订,但其一贯的原则都是宗教自由、政教分离,政府对宗教法人的自治权和自律权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宗教界内部的管理方面,宗议会制度和责任役员制度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和平等的原则,为战后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由于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民主化管理,宗教在日本战后获得了很大发展。但1995年的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对宗教法做出了重大修改,在尊重教团的自律性前提下强化了政府对宗教教团的管理,宗教团体的活动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