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辞》帛书本与通行本的关系及其学派问题——兼答廖名春先生

1992年,我曾发表《从马王堆帛书本看〈系辞〉与老子学派的关系》一文(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文章的结论与陈鼓应先生关于《系辞》为道家作品的创见不谋而合。一年之后,廖名春先生又发表《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一文(刊于《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针对陈鼓应先生和我的一些见解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细读廖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廖文”)、觉得功力深厚,议论亦颇精致,极有利于推动关于帛书的研究与争鸣,然而廖文中的误会及疏漏之处也有不少。例如,廖文首句说陈鼓应先生和我都受“道家主干说”的支配,     

邵雍“元会运世说”之实质

邵雍根据先天《易》学和佛教轮回说,创立“元会运世说”,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过程,而宋朝是“帝道可举”的时代。元会运世说是主观臆想的产物,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     

项目在不同间隔时间呈现过程中的系列位置效应

以中国汉字为材料,考察不同中数比率（０．６,０．８和１．０）时,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性质的分化,结果说明,系列位置曲线不同部分的性质,是项目间隔时间和其时间变化的中数比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发现项目间隔时间变化中数比率所起作用更大,在项目呈现时间相同时,项目隔间的时间长短,决定项目之间的辨别程度,也影响到对项目正确提取的百分数。     

"感"·"象"·"数"--《周易》经传象数观念的哲学人类学释读

象数观念是<周易>经传乃至易学中的基础和核心观念.历来对象数观念的理解和解释,往往局限于象数观念本身,而对<周易>经传的产生背景、以及其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感",则关注不够.本文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在考察<周易>经传的产生背景以及"感"、"象"、"数"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周易>经传中的象数观念其实是原始时代的感性具体的思维方式及其宇宙观的积淀.具体说来,"数"也是"象",它们本来都是"互渗"或"交感"的中介;换句话说,<周易>经传象数观念的最终依据其实是感;象数因感而蕴涵着向天道观和伦理观发挥的可能性.     

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种相关性。一种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关系:一个人的权利,必然是他人的义务;反之亦然。这是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的必然的、客观的、事实如何的关系,亦即所谓“权利与义务的逻辑相关性”。另一种则是基于这种逻辑相关性的“权利义务道德相关性”,亦即一个人的权利应该是对他自己的义务的交换: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应该等于他所负有的义务;而他所行使的权利则应该至多等于他所履行的义务。     

论法院调解的结构要素

法院调解的结构要素可分为类型化纠纷、调解人、交涉行为、调解基准几种.通过调审分离,使调解人从审判角色中完全独立,减少因受审判角色感染而导致的不自觉的恣意以及潜在强制性,采用法律规范与情理规范的灵活结合,促进当事人双方之间进行主体性、自治性对话和交涉信息的积累,实现当事人合意的实践理性.     

人类胚胎的不完全性与伦理问题

人类胚胎伦理地位的道德两分法不具有合理性,应该从人类胚胎是“人的不完全态”着手分析他的发育连续性,并相应的考虑他的伦理地位。胚胎伦理学包含着内在的伦理悖论,所以道义论和效果论都不能很好地解决。考虑“人的不完全态”的连续统,提出了中庸主义的解决方案。     

顾炎武的易学研究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开山人物,顾炎武博通群经,兼采众长,遥于经义.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周易>经、传和古韵都做过深人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同时又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经世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义理与致用并重的治<易>倾向,与先秦儒家<易传>一脉相承,研究中国易学史,应充分重视顾炎武的易学成就.     

重构象数:《太玄》的赞《易》之道

"重构象数"是<太玄>赞<易>的主要方法,扬雄由此开创了"以三为本"的玄数系统、"象应于数"的取象法则,其学说渊源主要为"老子生成说"、"天文历法说"、"自然音律说"、"阴阳五行说".这一"综合性创新"的象数构建,注重<太玄>象数研究的宋明思想家以"是否合<易>"为标准,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赞同者认为<玄><易>"道同法异",互为补充;批判者则立足<玄><易>义例差异,责<玄>缺陷.     

杨时承洛启闽的理学思想

程门弟子杨时承洛南传,开拓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为南宋朱熹闽学的诞生并上承二程洛学为儒学正脉提供了必要的学脉渊源.杨时的理学思想即是以洛学为宗,在洛学的论域内所作的阐释与发挥,他强调理本气化,重视分殊之用,主张反身格物,关注静中体验未发等,这些观点虽不为后学朱熹完全泥守,但却有开启闽学端绪之意义.杨时的理学思想在程朱理学的传衍中起上承下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