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至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妈祖综考

本文从朝廷赐额封号、祀典等级、祭祀规格三方面分别论述了妈祖在宋至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发展历程。妈祖于北宋宣和五年已纳入国家祭祀体系,并进入部分地方祀典,在元、明、清三代更类属朝廷祀典群祀类。这其中,明代在永乐五年后、清代在嘉庆二十二年后均在都城建有国家性质妈祖庙宇,由中央朝廷直接举行岁时祭祀活动;历代中元代由皇帝遣使到漕运重地的祭祀活动的规格最高,甚至以高于岳渎之标准,而其他时期的朝廷祭祀活动大都以少牢祭。作为一民间神祇,妈祖在宋、元、明、清各朝国家祭祀体系中享有殊荣。     

汉唐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陕西师范大学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承办的汉唐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2-25日在古都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以及西安地区的...     

宋代巫术妖教犯罪与法律惩禁考述

本文探讨了宋代对巫术妖教犯罪所作的法律惩禁及其特点所在 ,认为宋代在治理巫术妖教犯罪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是前后历朝历代不能比的。     

宋代“箕仙”诗考论

扶箕降仙的巫术表演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宋代,娱神色彩淡化,转而强调娱人与实用功能.与前朝相比,宋代扶箕最富于文化色彩的一个特点是箕仙作诗现象的普遍性.在宋代有关扶箕降仙的记载中,所降之仙多为“紫姑”.宋代扶箕巫术的流行与社会巫风盛行、道巫不分的宗教传播、军事力量虚弱等原因有关,而推动箕仙作诗现象的因素包括科举制度发达、文化氛围浓厚、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等,具有鲜明的宋代社会特征.箕仙诗的价值也非仅止于文人逞才抒情和博妇孺一笑的娱乐功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诗尚奇的诗美追求与题材开拓,展示了宋人尚俗的生活意趣,为宋代士人提供了另类书写时政得失的方式.     

丝路宗教艺术的交流融合 摩尼教壁画遗存浅析

一摩尼教(Manicheism)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约于6至7世纪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新疆地区。据宋代文献《佛祖统纪》记载,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原地区则是在武周延载元年(694)。     

宋代道教与社会政治——以赵姓皇室祖黄帝为中心

宋朝是中古史上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宋代社会政治有利于道教。北宋王朝立国之后尊黄帝赵玄朗为圣祖，由此推出的一系列崇拜黄帝的举措，给予宋代道教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机遇。论文通过北宋真宗朝天书下降神话的黄帝崇拜，道教对北宋皇室祖黄帝积极回应的详细考察，认为天书下降神话为赵宋皇室立国奠立了神学依据，尊黄帝赵玄朗为圣祖是宋王朝神道设教的举措。通过天书下降神话及其影响的深度解读，指出道教与皇权政治的密切结合，是宋代道教得以发展兴盛的根本原因。     

“存人”与“原人”——颜元《存人编》与宗密《华严原人论》中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儒学与佛学都在关注“人”,但其所关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儒家颜元的《存人编》和佛家宗密的《华严原人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存人编》中,颜元探讨“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其答案是只有实践了儒家“人伦”关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在《华严原人论》中,宗密则探讨“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答案是“人本来是佛”。可以看出,颜元着眼于人的实践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儒学的价值判断,而宗密则着眼于人的本来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佛学的事实判断,两者的这种差别体现了儒佛两家“人学”思想的不同进路,即儒学的实践进路和佛学的形而上学进路。     

走向世界与未来的朱子学研究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综罗百代”，深刻影响着南宋以后的中国思想世界，并对东亚各国产生了持续影响。近年来，“朱子学”一直是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朱子学的研究涉及哲学、文献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也不断扩展。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论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层面，强调三教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功用是一致的；二是学术理论的层面，主要表现为儒、佛、道三教中心义理的相互融合、吸纳。佛、道二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使儒学体系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新形态的儒学——理学；道教也在该时期积极吸纳儒、佛...     

“科玄论战”与科学实证精神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以为,人们掌握的知识有两类,一类是以感觉为基础的所谓闻见之知,另一类是不以感觉为基础的德性之知。程伊川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