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礼制变化与理学兴起

宋代礼制的变化与理学的兴起、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祀高禖这一礼仪活动自古以来需要男女共同参与,而宋代高禖礼中出现的男女分祭现象,使皇后不再能出官门行礼.综观其他的赵宋皇家礼典和礼制,出现的诸多变化,很明显受宋代礼治格局的影响,表现出重内外之别、强调闺门之礼的特点.宋代理学的兴起也受这一趋势的影响,理...     

儒学复兴运动视域下儒家生死观更新的两种路向——以韩愈、李翱、周敦颐的生死观为中心

近世儒学复兴运动之后,儒家对生死议题的探讨带有重新发现的意味,这既是对儒学内部主动回避这一问题的反弹,也是出于响应佛、道挑战以捍卫中华文化本根精神的价值自觉。在这个过程中,可区分出三个阶段,即关切—直面—超越。其中,关切阶段,从理学自身的建构脉络来看,主要以韩愈、李翱、周敦颐三人为代表。他们如何转变态度进行思考、响应生死议题的内在逻辑、更新传统儒学生死观,展示出在近世儒学复兴中,其应对佛教挑战过程中的角色意识转变。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

儒学在从先秦至 2 0世纪的发展中 ,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存形态。儒学在未来的生存形态 ,在于根据儒学的特质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变化 ,重建人生儒学 ,进一步发展文化儒学和形上儒学 ,做好社会儒学、政治儒学资源的转化。     

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本体论建构

在先秦儒学与医学之中,身体之“窍”（七窍／九窍）被视为“精神”的“孔窍”、“门户”与“通道”,它们内根于“五脏”,外联于天地之气。保持“孔窍”的通畅,无论对“卫生”,抑或对“修身”均意味重要。其中,耳、目、口三窍尤为儒家修身所注重。阴阳五行理论兴起后,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得到彰显。 在承继前人五脏“开窍于目”、“开窍于耳”、“开窍于口”、“开窍于鼻”、“开窍于二阴”这一思想基础上,理学家一方面深刻挖掘出身体之窍的本体论向度,提出一个完整的“天地之心”的发窍路线图：“天地之心”发窍于人心,人心（通过五脏六腑）发窍于耳目口鼻四肢这一连续性的发窍结构,并借助于汉儒身体之“窍”与天地万物之“窍”之间的同构关系思想,揭示出天地之心一人心（灵窍）一七窍一体结构的时间性（“七窍”、“灵窍”与天地万物的运作的同步性）,另一方面,呈现出丰富的“七窍”与“心窍”修身经验,这些经验极大丰富了孔孟“四勿”与“践形”功夫。 儒家强调身体之窍、心窍的“虚”、“无”性格,与萨特所代表的意识现象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通身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扎根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这种主体性本身就嵌在身体之中,无论是“惕然动乎中,赧然见乎色”之耻感,抑或是“恻然动乎中”之“不忍”、“悯恤”、“顾惜”之同感,乃至生意津津之一体生命的生机畅遂感、乐感,皆是深深嵌入身体之中“觉情”与“实感”。儒家身体的这种本体论向度,不仅迥异于Hans Jonas所批评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精神气质,而且为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资源。     

论太虚大师对朱熹等理学家辟佛思想的回应

<正>太虚法师(1890-1947),民国时期四大高僧之一。目前学术界研究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成果非常丰富,如欧阳镇《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的特色》主要考察太虚大师引用儒家思想建构人间佛教的特征与价值[1],张雪梅《民国太虚法师的居士佛教思想》重在考察太虚法师的居士佛教思想特征[2]。贲利《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世俗化探求》考察太虚大师佛学理论的"世俗化特征"。[3]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揭示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特色与贡献,但是他     

回到发生性-边缘性的终极境域——试论张祥龙先生对儒家“诗”“乐”之教的现象学阐释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边缘构成作用。张祥龙先生对于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方法的这样一种独到、原初的理解,使得他能够发明或重新揭示出儒学的一些久已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思想维度,使其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原发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儒家六艺的现象学阐释上。经过他的重新阐释,儒家六艺如诗乐的原初教化作用就体现为:营造并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个具有原初解放与构成作用的边缘性纯境域,使人摆脱一切对象化的执着或束缚,从而解放人、拯救人,使得人生、国家和礼制在其中兴发更易,最终走向至善至美的境界。     

宋代道教与社会政治——以赵姓皇室祖黄帝为中心

宋朝是中古史上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宋代社会政治有利于道教。北宋王朝立国之后尊黄帝赵玄朗为圣祖,由此推出的一系列崇拜黄帝的举措,给予宋代道教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机遇。论文通过北宋真宗朝天书下降神话的黄帝崇拜,道教对北宋皇室祖黄帝积极回应的详细考察,认为天书下降神话为赵宋皇室立国奠立了神学依据,尊黄帝赵玄朗为圣祖是宋王朝神道设教的举措。通过天书下降神话及其影响的深度解读,指出道教与皇权政治的密切结合,是宋代道教得以发展兴盛的根本原因。     

从“贞下起元”看儒家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特点及其创新之道

儒家和儒教的创新诠释和现代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儒家和儒教的逻辑共通点在于“贞下起元”表征的“推天道以明人事”,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除具有伦理性和科学性之外,天道中蕴涵的“神圣启示”是儒家宗教性的重要特征。在此意义上说,儒学往往可以包含属于学派性质的儒家和宗教性质的儒教两个层面。本文在前贤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儒学元典中“贞下起元”观念源流的考辨,疏理儒学“与时偕行”的文化传统,以期从中提炼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动能,为创造性诠释“普遍和谐观”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有益资源。     

道教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

道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历代帝王对道教的推崇,极大影响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于道教文化的态度,这也生动体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当中。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与道士群体交往密切,创作的作品涉及道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抒发仰慕神仙、崇尚清虚的道教感情,赞颂神仙高道的功业事迹,记述与道士隐逸的交往、与道教徒的诗歌唱和,描写道教的各类活动,对名山宫观的题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