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重写儒学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写儒学史"。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简介

<正>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是中国政法大学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于2006年6月合作创办的二级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刘忠德、滕文生先后担任院长。学院致力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的复兴,本着"从事儒学教育,培养儒学人才,开展儒学研究,弘扬儒学精华"的办学宗旨,凝聚国内优质师资,对话国际儒学前沿,广泛开展儒学的教学、研究、交流、传播、培训活动。国际儒学院聘请众多国内外知名儒学专家、学者     

儒教问题的讨论与儒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关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人们已有普遍的共识,但对于儒学是否宗教与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则至今仍有争议。反思近代以来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以及儒学宗教性的讨论,将有助于全面认识儒学的特质与价值。我们在肯定儒学人文精神的同时,也应看到儒学同时具有的宗教性,这对于儒学在今天更好地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韩愈看唐代儒学复兴与华严之关系

韩愈是儒学复兴的先驱,在唐代文化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影响力。钱穆称:"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1]陈寅恪《论韩愈》中这样评价:"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开捩点之人物也。"[2]虽然韩愈以攘排佛老而闻名,但韩愈与华严先祖澄观、宗密亦有密切往来。     

借儒兴道:从元代全真教改造山西尧舜禹庙看其兴盛的独特路径

元朝时全真教在北方盛极一时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全真教借儒学以助其兴盛的现象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以往讨论全真教与儒学之关系偏重在义理方面,本文则以元世祖时期,全真道士姜善信改造传统儒家正祀庙宇——尧、舜、禹庙的生动事例为研究对象,考察分析全真教在山西南部发展兴盛的独特路径。1262年改河中府禹王庙为龙门建极宫、1264年平阳尧帝庙增修光宅宫、1289年蒲州虞舜庙内增祀老子这一系列的改造之后,全真教不仅通过挤占尧舜禹庙的空间增修道教宫观,而且也以"尧舜思政求贤之道,上帝称心"的儒家文化使其得以在山西南部盛极一时。姜善信创修龙门建极宫则被后人视为清代全真教龙门派之发端,"龙门、临济半天下"的辉煌让我们把视线回放到靖应真人姜善信及其在山西南部的全真教活动。     

通俗化与普及化: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的新视角——陈谷嘉教授《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析评

相较于宋明理学,元代理学的研究往往只是附带。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首.序录》中指出:"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其亦可叹也。"(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18页)整部《宋元学案》,属两宋的有九十四个学案,而元朝仅占其中六个学     

“国际儒学论坛2011: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学术研讨会综述

承千载华夏道统,启百年儒学复兴。2011年12月3日至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孔子研究院及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1-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学术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来自中、日、韩、美、加、     

宋代华严思想研究现状

自上世纪初期以来,学术界对宋代华严思想研究以概要性研究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步转入深入研究阶段。史实方面,学术界通过对宋代华严宗的传播范围、主要人物及传承关系的详细考察,拓宽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宋代华严宗的认识。学者们认为,宋代华严思想主要继承澄观、宗密所代表的思想传统,注重诸宗融合、禅教一致,并在华严与禅、天台、净土以及儒道思想的融合问题上发表了不少看法。目前,关于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主题等方面仍有值得拓展的空间。     

多维度诠释与现代性建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3年4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主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报刊媒体单位的代表110余人出席了本次大会。大会收到论文80余篇,主题非常全面,从先秦哲学到现代哲学,乃至对少数民族哲学、地域性哲学皆有探讨。论文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观点之新颖,令人耳目一新。现综述如下。     

杨时《三经义辨》新考——兼论其对王安石《三经新义》驳正

由于宋代杨时《三经义辨》的亡佚,学界一直未能对其内容进行研究,亦无法讨论其如何驳正王安石《三经新义》。今通过对相关宋元文献的全面梳理,详考各家征引杨时《义辨》的内容,对《三经义辨》进行辑佚,改变了该书无可详考的局面,亦厘清了杨时《三经义辨》的成书及卷数的问题。同时将其与王安石《三经新义》的对应条目展开讨论,揭示其对王安石《新义》的驳正,更进一步发现:杨时《义辨》中有受王学浸染之痕迹,其对王学的打击有限,实际上此书在宋代之影响未如历来宣扬之巨大。以此,对杨时《义辨》及其学术重新作出客观的研究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