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我拯救”政治的困境与神学复活

近代政治哲人背弃古典宇宙论神学,把"自然"从存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他们试图以"解放"了的"自然"为"始基"构建"自我拯救"的政治共同体。然而,他们的"自我拯救"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境:霍布斯"利维坦"的自我解体;卢梭良知开显的时间悖谬。为了解决困境,卢梭被迫回到古典,创设了自然宗教,试图以信仰的力量战胜良知开显的时间障碍。但实质上,卢梭复活的是唯意志论神学,因此,卢梭这一"自我成神"的神学复活方案并不能解决近代"自我拯救"的困境。     

道教的炼养原则

正道教养生方术极其丰富,种类繁多,但多而不乱,多中有一,它们又有一些共同遵循的炼养原则:一是养神与养形相结合,以达至形神俱济、延年益寿的目的;二是"中和"的养生原则,先秦儒道两家都讲"中和"思想,并把"中和"原则当作宇宙万物的法则;三是养生与修德相结合的思想,即要把炼养生命与修养     

《关于上帝的问题:无神的宇宙如何开始》CSSCI

毫无生命的宇宙在没有创世主的情况下如何突然变得富有活力,以另一种新的形式开始了它的历程?宇宙是如何产生的?历史上的相关解释如何?该书用一个崭新的视角打开了人们的思维。这是一种科学的揭示;这里,没有神秘,没有宗教,上帝成为一个问题。     

作为哲学理念的“命运共同体”与“合作共赢”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地缘政治的角逐。它背后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理念,既深植于中国传统思想,也更加切近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本意。这一理念所蕴含的整体论思维方式和生化模式的因果观不但不排斥个体的权益,反而是后者的最终保障。将这个理念转化为行为方式,有望导致一个与个体主义哲学理念主导下冲突不断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这是历史给予中国和世界的机遇和责任。     

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

近年来,"空间正义"研究开始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作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开创性地将"社会正义"纳入其空间分析视阈,将"空间正义"作为"反资本主义斗争能够坚持的最好的评价地形"[1],并以此为起点对空间正义进行了辩证的多维阐释,这些阐释对于我们审视当代人类空间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哈维的空间正义观进行梳理和探讨。     

伊斯兰六书（续二）

伊斯兰六书（续二）达浦生著第三章伊斯兰教训第一节伊斯兰教训两大纲领教育与教训，抑有别乎？欲知此两名词之别，必先知其两定义──教育者，助人类之发达，以适于世界进化之一种作用也。教训者，变化人类气质，使之趋于合理途径之教诲也。教育是侧重人类之智能，教训是...     

"企业家政府"理论建构的伦理秩序及其正当性

"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了重新认识.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顾客驱使的政府"观点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颠倒过来,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公众;"掌舵而不是划桨"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与义务,突出了其他社会组织的平等参与地位;"分权的政府"改变了政府组织成员的被动服从地位,强调了组织内部成员的平等地位.企业家政府理论建构的是尊重公众、社会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自由使社会成员具有更高主体性的客观关系结构或伦理秩序.     

怀特海过程哲学观概要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著名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1925年自英国伦敦大学退休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任哲学教授,开始了其学术生涯中又一个辉煌的时期。他的主要哲学著作《科学与现代世界》(1926年)、《形成中的宗教》(1926年)、《过程与实在》(1929年)、《理性的功能》(1929年)、《观念的历险》(1933年)、《思想方式》(1938年)等,都是在美国完成的。怀特海哲学又称机体哲学、过程哲学,它以其原创性、深邃性、兼容性、超越性堪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块瑰宝,对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后现代走向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怀特海哲学在我国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近年来,随着后现代哲学特别是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重要源头之一的怀特海哲学也日益为我国学者所关注。为了进一步推进国内的怀特海哲学研究,我们选译了他的部分重要论述,并且介绍了怀特海哲学的一些主要概念,目的在于引起学者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另外,我们认为,当代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美国克莱尔蒙特大学过程研究中心主任J.B.科布(John B.Cobb,Jr.1925-)教授的两篇论文对我们了解怀特海哲学的当代意义,特别是它和当代中国的相关性,也是颇     

行政秩序与公正目标追求中的伦理之思

伦理秩序与社会公正作为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与追求的目标,是贯穿于行政伦理体系的重要范畴,但二者又存在着矛盾的关系,行政主体重视秩序,行政客体关注公正,而一个社会良好秩序的实现,总需要社会公正作为它的基础与支撑,这意味着政府只依靠强制性的法律秩序供给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提供具有正义的道德秩序供给,如果自身行为不正义又不能制止社会不正义,就会形成正义的脆弱性局面,从而导致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