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和拓扑发生学——比较康德的主体和海德格尔的此-在

本文重点比较了康德与海德格尔对主体的观点.文章通过对此二人的引述和论证展示出,虽然他们都承认主体的自发性,但是康德的主体的自发性是通过先验主体根本不在时空之中来保证的,而海德格尔的主体(此-在)的自发性却体现在此-在本身就是"时空发生".康德的主体是纯粹的,不属于感性的,是不可以对象化的;而海德格尔的此-在虽然也不可以对象化,但是由于此-在本身就是"时空发生",所以海德格尔的此-在并不是纯粹的.简单地说,康德的主体是乌托邦的,海德格尔的此-在是拓扑发生学的.     

从马建忠“善译”论看审美主体

翻译审美是指译者以原文文本为主要审美客体所进行的一系列审美心理活动。而在翻译审美活动中翻译主体应具备怎样的能力，成为整个翻译活动的前提及基础。马建忠先生提出的“善译”翻译观一直以来都得到翻译界的好评。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善译”论中找到答案。本文将从语言感应能力、审美理解力和审美创造能力三个方面解读审美主体。     

论新时期乡土小说中传统型农民形象的审美特征

传统型农民,指的是深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农民,既包括年龄较大、勤劳质朴、狭隘迷信的老一代农民,也包括那些能接受新思想、敢于开拓实干,但仍保留有传统思想的新一代农民.新时期传统型农民形象作为一种文化如何,受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的共同影响,徘徊在进步和落后的十字路口.     

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主体发展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教学活动的参加者,教学应是师生的共同活动,教学中教师创设的和谐、愉悦的教学氛围,新颖灵活的教学方法是促使学生主体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发挥学生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的创新意识得到发展。认真确立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从而形成以教导学、以教促学局面。     

“以教导学”核心是教为主导学为主体

我们学校实施的“以教导学”框架下的多模式高效课堂,其核心是以教师为导,学生为主体。教师的“导”要通过学生的学来实施,学生的“学”要依靠教师的导来进行,既把课堂教学改革的重点放在高度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上,又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才能实现真正的务实高效的课堂。     

形成性评估模式下大学英语课堂评估准则初探——以《新视野大学英语2》为例

上个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已广泛运用形成性评估于中小学以及各个学科中,收效显著;国内除了港澳台地区与国际慢慢接轨,大陆教学普遍采用终结性评估,其评价准则范围狭小,导致评价功能缺乏激励和反馈,严重制约了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然而,形成性评估作为目前较为完备的评估方式在教学中影响越来越大,在教学目标及评估准则的指导下,教师可以根据多种形式和手段,帮助学生有效地控制学习过程,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培养自主合作探究精神。进而从评价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评价的主体。因此,只有在全面有效的评估准则指导下,课堂评估才能顺利进行并得到预期效果。本文以《新视野大学英语2》读写教程为例,基于对国外有效评估模式的研究,同时根据教学评估的相关理论,探讨在形成性评估模式下如何制定有效的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课堂评估准则。     

从二元到二分:寻找比较思维研究的新路向

西方学者在二元对立框架内研究中国传统思维,造成中西文化对立,极大影响着中国学者的学术判断.中国传统思维研究应该突破西方二元对立框架,引入第三方思维形式,将二元对立思维作为人类二分思维的一种形式.在此前提下,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人类思维特质,以达到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交流的目的.     

探寻“城市之善”——“伦理视阈下的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城市是承载人们美好生活的空间,生活之好与城市之善正相关。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规划》精神,为美好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2014年10月25-26日,由中国伦理学会、北     

本溪清真寺礼拜殿重建落成

本溪清真寺礼拜殿重建落成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４日，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清真寺为新建礼拜殿举礼落成典礼。是日，寺内彩旗飘舞，欢声笑语，一片节日气氛。全市穆斯林早早来到清真寺参加这一隆重的庆典。溪湖区清寺始建于清道年间，经过多年的风雨剥蚀，加之文革期间遭到严重...     

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