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胡塞尔思想中的意向奠基关系——以其感受现象学为中心

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间的意向奠基关系问题是胡塞尔哲学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胡塞尔对感受活动的理解.胡塞尔在《逻辑研究》时期坚持认为非客体化行为是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上的.他基于意向性行为理论,把感受分为感受行为和感受感觉(感觉状态),前者属于意向性行为体验,后者属于非意向性行为体验.感受感觉...     

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孤独感的中介及其干预

采用两个研究考察孤独感是否在农村寄宿制初中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以及团体心理辅导对孤独感的干预效果。研究一采用社会支持、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等量表对903名农村寄宿制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孤独感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二选取24名高孤独感学生,随机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结果发现团体心理辅导能显著降低孤独感和提高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可以为提高农村寄宿制初中生主观幸福感提供参考价值。     

环境行为干预中的溢出效应

环境行为干预中的溢出效应指的是针对目标行为的干预措施对非目标行为产生了某种影响。根据影响方向,溢出效应可分为正向溢出和负向溢出。对环境行为的干预措施可能会通过个体的自我认同产生正向溢出,而通过道德许可产生负向溢出。自我效能、行为难度与行为相似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该过程。进一步整合有关溢出效应的定义、统一行为的测量方式以及将情感因素纳入框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大学生学业困难的团体干预研究综述

学业困难是大学生无法完成学业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研究者和实践者逐步尝试将团体干预运用于大学生学业困难群体中。通过回顾国内外大学生学业困难的团体干预研究发现,学业困难团体在理论层面已产出了较为成熟的问题解决模型,在临床方案上以认知-行为流派为主,主要针对学习动机、自我效能、学习情绪及方法技能等特异性因子进行干预,被干预群体的学业表现、动机与效能感及心理健康水平等显著提升。然而,疗效研究的总体质量和数量仍有待提高。在教育、医疗等干预体系构建中应纳入团体视角,将学业提升与心理-社会干预相结合,并弥补当前群体界定不清、临床方案与理论衔接不紧密等局限。     

天气和空气污染对诚信行为的影响：一项校园丢钱包的现场实验

本文通过两个研究探讨天气状况和空气污染对诚信行为的影响。研究1通过重新分析Cohn, Maréchal, Tannenbaum和Zünd (2019)在全球范围内对诚信行为的研究数据, 发现了天气状况和空气污染对诚信行为的影响; 研究2通过准实验的研究方法, 在3所高校进行了丢钱包的实验并记录当天天气和空气污染状况。两项研究共同表明：(1)在非晴朗的天气下, 人们会做出更多的不诚信行为; (2)空气污染越严重, 人们越有可能出现不诚信的 行为。     

外观新颖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自我建构与产品类型的调节效应

外观创新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然而因此而导致的成败案例都很普遍。如何进行外观创新更受消费者欢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我们却知之甚少。基于独特性需求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及自我建构理论,本文探讨了自我建构与外观新颖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交互作用、影响机制以及边界条件。通过3个实验,发现对于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消费者而言,高外观新颖性能引发独特性需求从而提高购买意愿,而对于相依型自我建构而言,低外观新颖性则通过降低社会风险感知从而提高购买意愿;同时,本文也确定了产品类型对该机制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讲,对于实用品,所有消费者都对低外观新颖性产品具有更强的购买意愿,而对于享乐品,所有消费者都对高外观新颖性产品具有更强的购买意愿。     

权力感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基于高成本价值信号理论, 本文探究了权力感对炫耀性亲社会行为的影响。5个实验的结果表明：权力感促使个体更愿意从事炫耀性亲社会行为, 高(vs. 低)权力感个体更倾向购买炫耀性亲社会产品, 更愿意进行炫耀性捐赠且捐赠金额较高, 也更愿意参与炫耀性善行, 其机制在于高权力感者具有较高的自我矫饰动机。本文对理解权力感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丰富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文献有理论贡献, 对有效引导高权力感者从事亲社会行为具有实践价值。     

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及其行为表现的影响

通过实验研究了群际互动中个体对不同来源身份的消极群体评价的情绪反应及群体认同的调节作用, 并从情绪-行为反应的连续性视角探索群际敏感效应的行为表现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相比内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 外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更能引起消极情绪反应; (2)群体认同对群际敏感效应起调节作用, 高群体认同者对来自外群体消极评价的情绪反应更加负面, 而低群体认同者这种趋势并不明显; (3)高群体认同者在经历外群体的消极群体评价后会表现出更多的内群体积极行为, 且消极情绪反应对此起中介作用。研究扩展了群际敏感效应的适用范围, 并为探讨其内部机制和后续影响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北洋时期的社会治理与城市道教——以北京东岳庙为中心

北洋时期,道教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与命运出现新的样态。京师警察厅依据相关国家政令对北京道教进行市政管理,由此东岳庙成为官方的社会治理客体,二者之间形成暂时的平衡关系。在官方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下,该庙道士被去除官员身份,基本延续旧有的自我管理规制,生活更为世俗化,而涉及道士婚姻的法律条文颇显滞后。其仍以传统方式化导民众,在招收道徒等问题上遵循常规、常情与常理,却不符合内务部的相关训令。可以说,这一时期东岳庙的演进轨迹在微观层面体现道教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用及其困境,同时反映北洋政府主导的城市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主体定位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错位。     

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手机依赖的调节作用

以62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情绪智力量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为研究工具,探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以及手机依赖在这一中介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情绪智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社会支持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情绪智力既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理健康;（2）手机依赖调节了情绪智力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相对于低手机依赖的大学生,高手机依赖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不仅要重视个体因素、生态环境因素的单独影响,更要重视这些因素的联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