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看资本主义的二重性——基于对“塔克尔-伍德命题”的反思

塔克尔和伍德把马克思与正义链接起来,向世人展现了“拒斥正义的马克思”的形象,从起源处论证了“剥削有理”。而马克思用理性的刀子解剖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用精神的正义能量唤醒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赞成正义的革命者”的形象。实际上,马克思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剥削发起冷嘲热讽的正义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给予肯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正义在历史的旋流中不断开显与实现,资本主义是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和剥削事实既定的非正义性的统一。     

从社会正义迈向生态正义:社会工作的理论拓展与范式转移

传统社会工作"人在环境中"的"环境"概念常常指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重视。本文认为,在恶化的自然环境不断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应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学科品质,将"生态环境"之维带回社会工作,重新解读和修正主流社会工作关于"人在环境中"这一核心理论与实践议题的认知及其实践范式。进而,本文结合当前的生态发展议题,尝试从理论的生态转向、教育体系的重构、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能力提升,以及社会工作社会属性的专业本质重塑等方面提出社会工作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绿色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初步探索。     

正义能否从“幸福”出发

正义理论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涉及"至善"领域,"正义问题"与"幸福问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伦理学家很少用"幸福"论证正义制度和说明个体的正义行为,而多是从"利益"和"尊严"出发论证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但在理论结构上,从"利益"出发的"财产中心正义观"存在着不可自洽的缺陷,从"尊严"出发的"主体中心正义观"通过扩充前者的信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但"尊严"概念本身对社会合作和正义动机的解释力都稍显不足。赵汀阳教授用"可能生活"重新诠释了"幸福"概念,认为"幸福"的实现在于"可能生活"的多寡,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充"主体中心正义观"的信息基础,一方面可以使得正义理论的结构更为自洽,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正义"和人们"幸福"之间搭建了可能性桥梁。     

马克思的正义理念:事实还是价值?

在马克思是否存在正义理念的问题上,国内外存在事实性解读和价值性解读两种倾向:前者认为,正义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种事实陈述,从而否定马克思具有独立的正义理念;而后者则认为,正义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包含道德诉求在内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反映了马克思的正义主张,从而肯定马克思具有独立的正义理念。两种倾向恰恰彰显了,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既具有积极意义,也存在严重不足。     

论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关于性善论诠释的一个补充性说明

以伦理心境诠释性善论是我多年来读解孟子的重要理路,但仅此尚不足以完全破解性善论之谜,因为它还没有办法回答伦理心境何以对人天然有吸引力以及伦理心境以什么为依托这两个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哲学上首先肯定人性中有一种自然生长的倾向。正确处理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与伦理心境的关系,是解说性善论必不可少的功课。     

基督徒要成为光明之子

从前你们原是黑暗,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光明所结的果实,就是各种良善、正义和诚实,你们要体察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不要做糊涂人,但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也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乱;却要充满圣神,以圣咏、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为一切事,要因我们     

道教“养性” 追求心与身的和谐

在道教思想史上,"养性"和"养生"意义相近,都曾被大量使用。在当代,"养性"一词已经不常为人们单独提起,只是在"修身养性""怡情养性"等成语中表达心性的修养;"养生"则成为新兴的生活价值观念,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事实上,"养性"的观念蕴涵着道教的生命理想和社会理想,对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正义意味着什么

与自由、平等、法治和民主等观念相比，正义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观念。正义观念之所以难以把握，乃因为它是形式的，没有固定的内容。因此，我们要想弄清楚“正义意味着什么”,就需要对它加以进一步追问。从历史上说，有三种关于正义的追问，即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从逻辑上说，也有三种关于正义的追问，它们是“什么的正义”“什么是正义”和“谁的正义”。历史与逻辑的追问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对正义的追问可以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前现代的追问：什么的正义”“现代的追问：什么是正义”以及“后现代的追问：谁的正义”。正义不仅是形式的，也是程序性的。正义的形式性和程序性表明，正义的实质性内容是由政治价值赋予的。     

无需他人尊重的自尊是否可欲——对柯林·博德自尊观的一种批评性反思

与正义相关的规范性理论往往视自尊为理论焦点，罗尔斯、玛格利特、霍耐特和查尔斯·泰勒等人的理论均反映了这一特点。柯林·博德从斯多葛主义出发反驳了这一基本立场，其论证核心为“依赖性论题”,即自尊依赖于他人的尊重性态度。借用尼采对“升华的愤恨”的反思，通过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痛苦能够反驳博德的论证，并证明博德对自尊自足性的强调将使其拯救自尊的努力产生伤害自尊的后果。为了更好地保障自尊，博德应该接受而不是否认“依赖性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