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传统“义”观念的当代意义——以荀子“义分”思想为例的批判与反思

当代西方正义论的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中国传统的"义"观念若要参与和现代西方正义的对话,就必须在其自身中挖掘出独特的意义,而不能简单通过套用西方正义研究范式来挖掘本土思想资源的方式实现。以荀子"义分"思想为例,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其"义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当今时代的精神。传统"义"作为观念社会化的力量,其对当代最深刻的影响可能在于充当了中华民族最基础的道德心理的观念载体,从而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唤醒中国人的自我道德意识。     

代际公正是个伪议题

代际公正议题中的"代际公正"不应被等同于"代际正义",因为"公正"与"正义"实际上有不同的含义和所指,而且后者是前者的下属概念。代际公正议题的首要问题是该议题能否成立的问题。从以往学界的四种肯定性论证即罗尔斯论证、功利主义论证、道义论论证和共同体论证来看,它们都未获成功。但由于此后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论证,因而仅从反面反驳还不能彻底解决该议题究竟是否成立的问题,就还需要从正面对问题进行探讨。     

论分配正义的局限性——基于弗里克“证言不正义”的思考

在《认知不正义》一书中,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米兰达·弗里克首次系统地讨论了认知领域的不正义现象。其中,“证言不正义”引起她特别的关注,其典型情形可被界定为“因身份偏见而导致的可信度贬损”。由其所导致的对特定群体及个人的不公对待,不仅剥夺了他们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而且亦会导致人性的降格。以此观之,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价值。但是,在分析其本质时,由于弗里克囿于主流的分配正义模式,她只能得出一个缺乏信息量的否定性论断:“证言不正义”并非认知资源的分配不均。为了推进此话题的讨论,如果利用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些成果做出新的尝试,那么其结论将是:“证言不正义”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承认”拒绝。     

《孟子注疏校勘记》校勘方法探析

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孟子注疏校勘记》,是清代《孟子》校勘的典范之作。它广收当时可见的诸多版本,对宋代孙奭的《孟子注疏》进行了全面的校勘,有效地运用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等传统校勘方法,校勘态度严谨,引征广博,乃属精审详实之作。     

情感主义、劝导性定义与邓小平理论

斯蒂文森的观点是 ,给一个价值语词或带有情感意义的语词下定义 ,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是达到认识的目的 ,而不过是推荐某种事物 ,劝导人们接受该事物而已。本文认为 ,邓小平给社会主义重新下定义 ,并非为了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 ,而是旨在破除原有定义的狭隘性 ,以使市场经济能够划入社会主义的范围内 ,其作用在于劝导人们接受原不可接受的东西。本文承认情感主义在善 (好 )观念解释上的重大意义 ,但认为在正当或正义观念上持情感主义是不可取的 ,为使社会获得某种稳定的基础 ,一种合理解释的正义观念是必须的。     

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何以可能

人类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承担生态责任势在必行。人类要承担生态责任，就需要确立承担生态责任所依据的原则，而其中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的建构尤为重要，因为存在着生态责任主体的认定和环境正义问题。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要具有可能性，应具备普遍必然性、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性、公平性和普遍有效性。我们可以依据如下理论和现实确立它的内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统一，所以人类应保护自然界；自然物具有生存权，应受到尊重；基于不同性质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确定它们生态责任的大小。生态责任分配正义原则具体包括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积极保护原则和合理补偿原则。     

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中晚唐时期,韩愈因感于儒学受佛、道二教的挤压,摩袭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且以其"排佛老"比诸孟子之"距杨、墨",推重孟子之学"醇乎醇"。相较而言,荀学则被指为"大醇而小疵",不列门墙,一场扬孟抑荀的变革遂与"道统"相伴而生。韩愈之后,伴随"道统"的发展,荀孟之间孰优孰劣的话题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至程朱学派兴起,以"道学"填补"道统",以道学家接续孔孟,"道统"定格;取性善说为心性论基础,孟子升格;因性恶说及其与法家之纠缠而贬抑荀子,荀学见黜。此中之得失,需作深入辨析与研探,荀学之复兴,或可期待。     

法家正义论初探

正义秉性,可成为判断中国正义论的标准。法家正义论由正义秉性与战国时期具有特定价值内涵的正义理论两个部分构成。法家对正义秉性的讨论包括:正义的主观条件蕴涵"怨""愤"等情感,正义的客观条件在于物质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冲突。法家最早发现了正义秉性的脆弱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非正义局面的蔓延。法家竭力维护法的公正与权威,主张将正义品格最大限度地"社会化"。法家的正义秉性,在形式上是一种"应得"正义观。法家追求一个正义而和谐的社会,各阶层都各尽其力,获得其应得的利益。先秦时期的法家正义观,具有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念:尊君、重公利、极端功利、臣民工具化、轻罪重罚且极端苛刻,具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先秦法家正义论实质主张"守法就是正义",此法代表"公利",也代表君主利益,代表国家利益,正义就是遵守君主之法。     

蒙眼的朱斯提提亚——评《气候变化的正义》

气候变化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根据何种正义原则分配各国的历史与未来责任是气候谈判的核心要义。发达国家在几次工业革命之后,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要走向现代化,也需要共同的发展权,平等地利用环境容量资源来实现固有的人权与尊严。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正义问题上,发达国家不能罔顾历史排放与人类平等的发展权,也不能以双重标准来逃避现实,更不得将气候变化的目的与手段混淆以模糊责任。面向未来,我们应该以人均法作为正义分配的形式,在综合考量历史责任与发展权的基础上,制定更为科学、可行的全球协议。     

“塔克-伍德”命题的恩格斯视角解读

“塔克-伍德”命题的关键在于，它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部建立一种阶段性的“正义评价模式”并认可其“历史合理性”。对于“正义评价模式”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解答，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作用”或建构“生产正义”理论等诸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即无法真正解答“塔克-伍德”命题。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恩格斯阐释了价值观评价“元模式”的历史生成及其局限性，在资产阶级“正义观”问题上集中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示了马克思及他本人没有从“正义”视角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澄清“塔克-伍德”命题的“泛主体性”逻辑缺陷，摆脱价值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