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明智与幸福——论亚里士多德如何创立实践哲学

在广义上,实践哲学是一门包含伦理学、家政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在内的学问;在狭义上,实践哲学因追求至善或幸福而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伦理学无异。施特劳斯认为实践哲学的基础是自然正义,其直接表现是最佳政体;海德格尔认为实践哲学的基础是实践理性或明智,明智与智慧的二分深入到理性层面为实践哲学提供了基础。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实践哲学的基础,但施特劳斯讨论的自然正义没有明智的支撑,海德格尔讨论的明智没有与伦理美德结合。自然正义为实践哲学划定了领域,明智为实践哲学奠定了科学基础,除了自然正义与实践理性,还需要将两者合起来构成实践美德,达至伦理至善即为实践幸福,最终为实践哲学奠定了充分基础,实践哲学才成为一门自足的科学。     

世界主义者对罗尔斯国际正义理论的反思与批评

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是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的基本承诺,但是,罗尔斯的以《万民法》为核心的国际正义理论却放弃了这两个承诺,因而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遭到了世界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在世界主义者看来,罗尔斯的国际正义理论对国际原初状态的设计是有缺陷的,对国际正义之目标与主题的理解是错位的,对国际分配正义原则的拒斥是错误的,他的国际人权清单过于简略,他的国际宽容的标准过于宽松。     

“全球正义”理论:全球吗?正义吗?——与博格和徐向东两位教授商榷

本文认为,涛幕思·博格(Thomas Pogge)教授倡导的全球正义理论既不能说是“全球的”,也不能说是“正义的”.说它不是“全球的”,是因为它实际上只是“西方七国”与其造成的落后国家的贫困者之间的正义理论;说它不是“正义的”是因为,它实际上不是基于平等,即平等地对待全球每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基于补偿,即“西方七国”对受害者(其中一些国家的贫困是由“西方七国”造成)的补偿.     

《孟子》对戴震《原善》的影响

《孟子》在义理和话语两方面深深影响到戴震的《原善》。戴震将《易传》的“继善成性”与孟子的性善论区别为两个问题,前者是泛论,后者专论人性。受孟子断言“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鼓舞,戴震严厉批评宋儒所谓性分义理、气质两种的学说犯了“二本”的错误。《原善》关于心的论述,关于“仁义礼智圣”和“条理”话语的使用,都鲜明表现出《孟子》的启发和影响。     

论制度性消极义务及其道德重要性

义务可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消极义务又可分为制度性消极义务和非制度性消极义务.制度性消极义务要求制度参与者捍卫正义制度,改革不正义制度.那些制定和参与了不正义制度,给他者带来了严重伤害,自己却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违背了制度性消极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不正义的制度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伤害远大于个人间的侵犯,因而制度性消极义务具有更重要的道德意义.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仁"与"未仁"的两难选择--孔、孟、荀评管仲解读

自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之后的孟、荀却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后代儒者就面临诠释管仲之仁与未仁的两难选择。本文即联系诠释中所显现的问题,考察孔、孟、荀何以会给出各自不同的评价,试图还原先秦儒家面对现实管仲时所体现出的评价原则,梳理孔、孟、荀由此而展开的思维理路,并为理解先秦儒家的核心理念及运用原则提供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