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对立以及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兼论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的争论。罗尔斯从正义原则是独立于人们的各种善观念、善目的的角度论证正义优先于和决定人们的善观念、共同善目的,而桑德尔则通过批评罗尔斯所预设的自我观的个人主义性质,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理论代表了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两种基本路径。对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利益、规律的一般关系和历史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是正确研究正义与善之间关系的更加合理的思路,这也正是对双方理论进行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所在,因而也是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基本路径。     

论道德动机的自我性

作为道德行动的一类理由,自我指向性的道德动机具有其特殊的意蕴与复杂性。虽然道德动机的自我性有着不同意义、不同程度的指向,但若作为一个道德准则仍面临着来自普遍立法和道德价值上的质疑。道德上的自我沉溺与利己主义从各自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自我指向性的道德动机所具有的复杂意蕴及其所面临的伦理处境。作为自我指向性的道德动机有必要展开自我性的审视,在理性选择与人性本能的对话中进行自己的选择和言说,在道德价值和伦理生活的检视中直面自身的合理性与限度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义探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具有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为借鉴,反思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并观照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和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愿景和价值追求,具有整体性。     

什么是“宗教信仰自由”?——学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重读宪法的体会

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规定,实质在使宗教问题成为个人的私事,去社会职能化、去政治化,实现政教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将一切权利交给国家和公民,让宗教回归信仰的本位。它将使马克思主义政党摆脱宗教问题的羁缚,它将让宗教歧视、宗教冲突、宗教战争以及宗教暴恐成为不可能,它也是法制社会的基础,文明发展的方向。     

移动医疗视域下HIV/AIDS患者自我管理体验及需求的质性研究

采用目的抽样选取成都市、绵阳市及西昌市19名HIV/AID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对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对访谈结果进行主题分析,共提炼出一级主题5个：（1）患者有基于移动医疗的自我管理需求;（2）基于移动医疗自我管理平台期望载体及形式;（3）基于移动医疗的医疗或行为管理需求;（4）基于移动医疗的角色管理需求;（5）基于移动医疗的情绪管理需求。患者对基于移动医疗的自我管理平台有较高接受度。可设计开发易用性与隐私性强的移动医疗平台,通过提供疾病知识、线上诊疗、疾病监测与心理社会支持等功能,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卜弥格《医学的钥匙》探微

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是17世纪中医西传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作品《医学的钥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旨在对这部著作的文章架构与基本内容作出分析并从中管窥卜弥格对中国医学身体知识的认识。其中,卜弥格个人的欧洲古典医学和哲学背景对中医知识的阐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他对于中医知识体系内身体知识的解读可归结为三种类型：一是左右二分的身体;二是以圆为图式的身体;三是不断变化的身体。实际上,卜弥格的这三种身体观念是一套兼具中欧两种医学的特点,却又与二者都有差别的一种知识体系。

     

境遇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决策

境遇伦理学是方法而不是体系;境遇伦理学认为任何事物正当与否,均因具体境遇而定;爱是永恒的善;爱是唯一的规范;爱同公正是一回事;爱不是喜欢;爱证明手段之正当性;爱是当时当地做决定。境遇伦理学厌恶伦理学的律法主义,反对僵硬不变的伦理规范教条;境遇伦理学对于处理生命伦理学的一些两难问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胡塞尔论感知意识的视域结构

视域性是意识行为的一个本质特征。目前学界对感知意识之视域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视域和外视域。本文将依据新近出版的胡塞尔著作,结合新近有关"弱想象"的研究成果,力图呈现一幅关于感知视域的更全面的图景。本文第一部分将展示感知意识视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滞留和前摄;第二部分分析由感知的本质构成要素"动感"所构成的身体权能的视域,胡塞尔在此区分的动感的两种基本功能对于接下来的阐述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第三部分分析视域意向性与身体权能性视域的共同作用,内视域和外视域即是由这种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视域的可能性;第四部分引入由"弱想象"构成的情景式想象的视域,最后将考察上述几种视域共同作用时的情形。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研究与检讨——从朱陆异解到《性自命出》“实性者故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是《孟子》一书中最难解释的一章。(1)从朱陆异解到近来,学者的意见大抵分为两系,一系认为孟子对于"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三句持肯定态度,朱子、焦循、俞樾、杨伯峻等属于此系;另一系认为孟子对于此三句持否定的态度,陆象山、毛奇龄、徐复观、裘锡圭等属于此系。两派学者对于《孟子》此章的解释大殊。(2)竹书《性情论》(即《性自命出》)的公布,引发了对于《孟子》此章含义的重新探讨。裘锡圭等认为援引竹书来解释《孟子》此章是有效的,但可能未必如此。竹书"室性者故也"之"室",应当读为"实";"故"在竹书中是一个褒义词,指有为或有目的的活动,具体指诗、书、礼乐"三术",而非诈故、巧故之义。(3)对于"天下之言性也"三句,孟子持肯定态度;"肯定系"的解释是可取的。朱子等人的解释带有时代特征,也未必尽是。"故"当训为"本故""本然","利"当训为"顺利"。孟子的意思是说,天下之言性,不过是以其本故来谈论其善恶罢了;若以性之本故谈论其善恶,那么在思考、判断其善恶问题上即应当以顺利其性为根本原则。     

苏格兰启蒙时代的语言选择及其文学的文化属性

对于启蒙时代以降的苏格兰文学而言,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联合为大不列颠王国,是具有直接且深刻影响的重要政治历史事件。苏格兰启蒙时代的文人自觉认同英语文化的先进性,但处在平衡被打破的弱势状态下,需要对自己乃至对苏格兰的身份进行重新定义和认知。这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英语的使用问题。该问题关联着文人们的自信与焦虑,也渗入其文学理念和表达之中,并引发了有关文学属性的争论。本文结合联合事件,在历史语境中阐释苏格兰启蒙文人在语言使用上的拿来主义,分析他们的抉择与焦虑,探讨苏格兰文学的民族文化属性,指出联合事件对于苏格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既破又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