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转向

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受其影响,部分学者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口号下,相继完成了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转向.其中,既包括他们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生存""激情选择"以及"内在自由"等概念出发,对当时被官方马克思主义遮蔽的个体性伦理责任的凸显,又涉及他们在个性伦理学基础上,通过挪用克尔凯郭尔的"瞬间生成""永恒片断"与"可能运动"等范畴,对彼时东欧社会主义实践中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对必然规律的批判.据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就在马克思的经典论断之外,以存在主义视角重构了现代性宏大叙事关于人类永恒福祉得以实现的传统路径.值得一提的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向无疑是相关学者对战后及至斯大林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近二十年东欧社会主义探索历程进行反思的结果.而在马克思主义与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的博弈中,他们的思想旨趣从马克思主义向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嬗变,又勾勒出东欧社会主义探索的复杂心态历程.     

化学研究中的结构模型：理论化与科学理解的工具

模型的本质和功能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前沿科学研究中科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模型的表征、解释和预测等功能得到了诸多讨论,而对科学家在真实的科学实践中如何构建、选择和使用不同类型模型的哲学考察,并不多见。以分子轨道对称性守恒原理的发现和应用为例,可以从化学实践中建模者与模型使用者的角度分析模型的功能,提出并论证,理想化简化的化学结构模型在化学实践中的认知德性,除了对现实世界进行表征、解释和预测,还体现在两个方面：化学模型作为沟通科学理解的工具和模型使用者利用它进行理论推理的工具。简化模型既可提高理论的可理解性,还可促进科学家以卓有成效的方式使用这些理论,并用于探索性实验。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语言转向和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深入发展

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自我批判的产物,对西方心理学摆脱“康德式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为理论背景,分析了由此引发的西方心理学研究主题、线索和路径变迁。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是语言转向的三种方式,共同实现了20世纪的语言转向,影响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变迁,推动心理学关注语言建构和文本陈述,激发新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     

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存在主义人类学转向

存在主义人类学转向是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趋势特点。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下的存在主义人类学转向和趋势影响了具体学科的研究路径,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基点、研究内容和方法。"人之主体性"的研究基点、哲学人类学的方法特色、存在主义的伦理阐释方式、对道德主体的价值定位、对道德精神史的认知、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新矛盾的判断等奠定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存在主义人类学范式的研究基础。存在主义人类学既是当代俄罗斯伦理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的方法,又是线索。历史逻辑与主体认知相结合的方法,是将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规律与主体观念结合在一起论证道德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基本方法,是当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原则。在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从人的角度出发,突出人和人的主观性之研究特点日渐突出:它反映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认识中,呈现在当代俄罗斯伦理学家的研究内容里,还表现在对未来发展的道德预测中……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思辨哲学与自然法传统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劝勉篇》中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提出了一种古代自然法理论。根据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观念,古希腊自然法具有规范性、自然性和恒常性三个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关于法律的论述符合古代自然法的这三个特征。《劝勉篇》的写作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反驳伊索克拉底对思辨哲学的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正是这两个背景,促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自然法理论。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